我们的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好混是有名的，不管阿猫阿狗，只要进了门就不愁出门。读研，真正的竞争实际上只有入学这一关，而对于博士研究生而言，这一关键性的关卡，事实上是变成了如何通过外语考试和赢得导师垂青。也正是因为如此，研究生招生的腐败问题才如此地被人关注，当然，这里面也的确越来越多地充斥了贿赂和交易，许多原先口不言钱的书生，就是在做了导师之后，逐渐变得身上书香之中夹带了些铜臭味道。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的公正，关键在于培养过程特别是出口是否严格。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界研究生的培养过程，离严格还差得很远。虽然各个学校的研究生院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比如按比例抽取论文匿名评审，比如不是由导师，而是由研究生院组织答辩等等，这些措施虽然不能说没有效果，但并不能根本改变这种出口过宽的状况。因为在同一个区域内（如果全国甚至世界范围找人评，成本太高），符合评审条件的同行就那么多，大家早就是故识，而且彼此之间的学生早晚都要相互评的，你今天毙了别人的学生，明天说不定你学生的命运也会落到别人手里，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断不会轻易动杀机。实际上，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主要是靠自己学校来掌握，不可能期待别人为你把关。想严格，关键是自己严。

　　严格首先要严肃。现在我们培养的过程，实在是太随意了。以我自己所在专业为例，博士生综合考试（即国外的博士候选人资格考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考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问你一个跟你想要研究的题目有关的问题，其二则是让你谈一下自入学以来的体会。显然，面对这样的考题，考生基本上是不用准备的。其次，严格是要讲点学术性。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长期以来一直都没有统一的规范和准则。总是有人以意识形态上正确，来遮掩自己学术上随意和武断，甚至以这种武断来评判他人，以学界法官自居。不少学术刊物，不仅有定时的宣传任务，而且还必须留出一定的版面，发表那些一开口就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的文章。事实上，我们的学术和政治宣传一直是搅在一起的难兄难弟。学界如此，自然，我们的研究生培养，也就难以免俗。在我们的研究生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中，时不时地会出现某些理应出现在人民日报社论上的题目，比如经济学的论文有“如何搞好国有大中形企业”，政治学的论文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的则“如果防止某国对我国的和平演变”等等，不一而足。

　　造成这种不严格的培养过程，原因有很多，但至少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个过程不公开，基本上属于暗箱操作。比较而言，研究生的招生，由于考生以及家长的关注，算是公开多了。每年告到教育部的研招案子不知凡几，近来，我们的网上，有关研究生招生的揭底和讨论也大有年甚一年之势。以我所在的学校和专业为例，过去博士生的培养过程，综合考试和开题报告，就是几个博士生导师说了算，其中资格最老的导师更是一言九鼎，说过就过，别人根本别想置啄。后来我们成立导师组，把本专业所有的教师都放进来，培养过程让大家参与，讨论投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由于非导师的教师没有导师之间那种互相牵制的利害关系（即我如果毙了你的学生，担心你毙了我的），说话就很胆大，而且大家都竞相比着拿学术来说事，规范、标准，问题意识等等都出来了。我这时候才明白，其实经过开放以来这么多年的熏陶，大学里的人们至少对于什么是学术其实是清楚的，以前是因为没有机会公开说，大家都在私下里嘀咕。事实上，不仅教师，就是学生对于什么是学术，老师中那个是做学问的，哪个做得好，也是十分清楚的。像孙立平先生说的那样，在一个系随便问十个学生，肯定知道这个系教师中谁学问最好。那些安心混的学生，其实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只不过如果能偷懒混过去，当然就会偷懒。所以，在这种近乎公开化的“过关”过程中，不仅被“枪毙”的学生的导师没有话说，就是学生本人，也基本上是口服心服。

　　人文社会科学界长期以来缺乏学术共识，规范标准混乱，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术不公开，总有那么些人有意拉着大旗，遮蔽着阳光，使学术讨论有名无实，让南郭先生得以混迹于学界，甚至攀爬上去，当上学官，以学界意识形态看门人自居，从此自定规则，自做法官，弄得整个学界乌烟瘴气。只要把学术放在阳光下，大家充分讨论，南郭先生就混不下去，先生混不下去，学生自然也就混不下去。

　　别用政治威吓模糊真正问题

　　高一飞

　　6月18日，江西省南昌市委机关报《南昌晚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一则深圳市罗浮公安分局女公安局长安惠君因贪污受贿被判刑的消息，这条新闻在当天的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有报道，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南昌晚报》为该消息配发的图片竟然是优秀共产党员、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全国公安系统英模任长霞。

　　事发之后，记者援引一位退休老干部的话说，“太不象话了！市委的机关报怎么会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 听到这种说法以后，我不以为然，我认为工作中的失误行为与政治错误无关。“政治错误”的反义词是“政治正确”，这都是文革中的阶级分析之法，这种分析问题的极左思维不仅可能导致对事件处理时的不公平，更重要的是，这样影响恶劣的事件出现之后，我们应当总结教训，但按照这种“政治鉴定法”，很可能把问题归结为政治学习不够，政治觉悟不高，找不出事件的根本原因。

　　新闻报道借退休老干部之口的质问：“难道所有的编辑记者都不认识任长霞长什么样子？市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的任长霞的先进事迹展览都白看了？”首先就给《南昌晚报》的人戴上大帽子。我倒要问：难道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应当认识任长霞长什么样子？难道全体党员干部一定要收看这个展览嗎？难道看了任长霞的先进事迹展览就一定要记住任长霞长什么样子？老干部的质问是利用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极左思维，扯大旗，作虎皮，这种政治正确的背后是政治威吓，这种东西中国人在文革中见得很多了。

　　这种威吓对于普通人不能用，对于犯了严重业务错误的人同样不能用。错登照片，不仅没有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从政治后果来看，今天的中国人也不至于好坏不分，英雄与贪官不分，因为一张错误的照片而把安慧君当作任长霞了。对任长霞而言，如果她没有死，也不会有文革中的某些领导人那么敏感和脆弱，更不会去起诉报社的“恶毒攻击”。今日之中国，民智已开，文革时那种政治威吓也不起作用了。如果任长霞在，她可能只是会对编辑的粗心付诸一笑而已，绝不会把这当做对自己的什么不恭不敬，更不会认为是人格损害和政治攻击。

　　所以，我认为，这样的新闻工作的失误，与政治无关，既没有事实上的造假，也没有评论上的故意误导公众，结果上也不会造成对英雄形象的什么损害，“气愤得浑身颤抖”主要也是针对报社负责人工作上的霸道作风， 所谓“百姓填膺”之说，更是夸大其词。如果在西方，这不过就是在这条新闻之外制造了可供人们调节沉闷生活的另一则新闻罢了。布什总统的说话结巴经常会成为媒体的娱乐与讥讽的主题，NBC几乎每周都有布什的“笑话集锦”，更不会把因失误导致的错登照片当做“重大政治事件”。

　　但是，政治威吓的幼稚可笑并不能否认登照片事件反映的报社管理和编辑人员素质上的问题，错登照片就如编辑中的校对错误，就如把“感性”错成了“性感”，把“伟人”错成了“伟哥”。而照片本身是报纸显著的部分，非常类似于大标题中出现了错字。对一张照片，无论是否认识照片上的人，都应当认真核实其资料来源和核对照片与文字内容是否相符。对于一家地方报纸而言，安惠君一案可算是重大新闻，可《南昌晚报》的编辑对这样一则图文新闻经过责任编辑到主任编辑到总编的多次审查，却没有发现其错误，可以想象报社管理混乱、人员素质较差。

　　为什么南昌晚报会出现这种业务事故，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思考和总结教训的问题。据记者了解，自称拥有数十万读者群的《南昌晚报》是“市委的机关报”，常年处于靠政府拨款惨淡经营的地步，报社的记者编辑多是由所谓“关系”介绍来的，人员素质不高。事件发生后，许多读者都纷纷打电话表示自己的愤怒，但直到现在，《南昌晚报》方面也没做出任何向当事人以及读者致歉的表示。这样的《南昌晚报》，实际上是全国数百家地方垄断性国有报社的典型代表。

　　这些报纸有党报或者政府主管报纸的垄断地位，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深度报道和有价值的独立调查，除了抄大报之外，“本报记者”写的新闻多是本地领导开会、下水井盖被偷、著名歌星来本市演出之类，对国计民生、社情民意少有反映，弱势群体、贪污腐化等社会问题的暴光一般不是本地报纸所为。说什么“靠政府拨款惨淡经营”，在我看来，有着这样的管理和人员的报纸早就该彻底“惨淡垮掉”了。

　　这样的报纸可以不去参与市场竞争而“靠政府拨款”维持；进人的时候“记者编辑多由所谓“ 关系”介绍来的”，不是真正的按才选聘；办报过程中不思进取，更没有新闻人的责任感和事业心。其根源是体制上的衙门作风：以特殊的机关特权代替媒体的独立作用；以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参与本应当平等的市场竞争。这样的报纸，除了平庸之外，发生一起因管理混乱导致的事件，产生一点低级笑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