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招生，近来逐渐成为一个公共话题。去年的北大甘德怀事件，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余波未消，今年清华美术学院陈丹青的辞职，又将此事提到大众的“议事日程”，成为相当一部分人街谈巷议的内容。

　　研究生招生之被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扩招后，考研逐渐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的首要选择，考研的基数徒然增大，考研热潮所及，连历史、哲学这样过去门庭冷落的学科，也变得很有人气了，不再发愁没人报考。大家的感觉是，现在的研究生考试招生，跟过去的高考高招差不多了。这样一来，研究生招生这种原本各个学校很个性化的行为，其公正性自然会受到各方的质疑。事实上，为了对应这种质疑，从教育主管部门到各个有权招硕招博的学校，一直在进行考试和招生制度的改革。比如，出题从原本的招生老师都参与，变成专门的出题组出题，出的题还要求提供标准答案（对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也是如此，意思这种学科的题目也必须有唯一的答案），以方便教学行政人员对判卷活动进行检查。考卷从过去的不糊名到糊名，再到连考生的一切资料都严格保密，老师判卷也由过去各系自己组织实施，到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判卷人从始至终处在研究生院工作人员的严格监控之下。复试也由研究生院统一制定复试表格，由复试老师按项提问，最后按规定填写。最后录取更是由教育部统一按学科划定录取分数线，各个学校按线录取。

　　这种改革其实只有一个思路，就是逐步扩大教育行政部门的权力，加大行政部门对于教师的监管力度，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考试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恨不得有一天像托福考试一样，实现机答机判，最后由工作人员统计整理公布就可以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思路的改革目前随着大众对招生的质疑升级，也大有升级的趋向。

　　但是问题是，这种改革能够保证研究生考试招生过程的公平公正吗？考试招生里的坏事，即使都是教师做的，那么把权力放在行政人员手里，让他们防贼一样防着参与考试招生的教师，是不是就可以太平无事？当然，人们可以说这种改革可以使得教师和行政人员互相监督，压缩作弊的空间。不过，无论是理论上还过去的实践中看，这种监督实际上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事实上教师和行政人员在考试招生上的权力，在制度上就是不平衡的，行政部门是主导者，而教师的权力仅仅是技术上的，只要行政部门可以实现考试的题库化，客观化，甚至机答机改，教师的参与就可以减少到最小，甚至完全成为不必要。不平衡的权力结构，监督势必是不完全的，甚至可以被优势的主导者一方，凭借技术手段轻松瓦解，就像目前各个学校所存在的现实。

　　教师为什么要招研究生？从理论上讲，是为了培养学生做学问、做研究，同时也推进自己的研究，增益自己的学问。所以，他们应该有权利挑选那些他们认为合适跟着自己做学问和研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生的招生，是个非常个性化的行为。一个导师，如果贪图世俗的利益和好处，刻意招收根本不适合做学问和研究的人来做他的学生，如果入学以后的考试和毕业论文答辩，是按规矩严格进行的话，那么这个导师肯定会因此而蒙羞，甚至为学界所不耻，当然，他也无法让他招来的混子实现得到学位的愿望。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高校显然无法实现这种理论状态，招进来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只要招进来了，就差不多能混出去，混上一顶方帽子戴。研究生毕业答辩，不仅有人情面子的因素，也有权力、意识形态的干扰，关键是，在很多情况下，答辩导师也并不以学术为重，不存在学术共识，甚至连起码的学术标准都没有，答辩事实上成了师生共同参与的一场热闹的仪式。

　　所以，研究生考试招生的改革，应该改的出口，而不是入口。在入口上做文章，加强本来已经很强的行政权力，不仅容易诱发行政部门的作弊，而且非常不利于真正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尤其如此。越来越程式化客观化的考试，最终便宜的只是那些平庸考生和滥竽充数的导师，对于真正想做学问的学生和导师，都意味着灾难。很难理解，西方高校的行政部门的职能只是为了教学和研究服务，而现在中国也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口号，但是高校里却只监管的强化，再强化。其实，只要我们在研究生出口上，多一点制度的限制，多一点监督，让那些东郭先生混出去的成本提高若干，导师在入口上作弊的顾虑就会增大几倍甚至几十倍。我们在制度设计上，监督诸元素中别忘了学生的存在，更别忘了导师的存在，事实上，对于读研的过程来说，真正休戚相关的人是他们，只有他们才最有监督的内在动力，他们不仅可以监督东郭学生，更可以监督东郭导师，最终让我们高校的东郭先生少些，再少些，让我们的高校，别像一个衙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