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鲁宾斯坦兴致勃勃地赶来赴午宴，那天他穿得衣衫不整，用他那南腔北调的地方话讲述着引人发笑的轶闻。他正滔滔不绝之时，毕加索突然命令他坐下——就像这样：“坐下!”接着，毕加索用铅笔在速写本上画满了这位钢琴家的画像。这位钢琴家像小学生一样安静地坐着，而他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师，用他那善于捕捉人物特征的双眼凝视着他。除了铅笔在纸上创作时发出的沙沙声，周围一片寂静。面对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天才所创造的历史画面，过了好几分钟，我才意识到该去取我放在楼上的照相机——这几个月，我一直在楼上拍摄一个秘密的油画宝库——毕加索和毕加索的艺术。

　　又一天，利法尔，著名的芭蕾舞演员，现已退休，正好在午宴时露面。毕加索也让他坐下，用他那核桃仁般的黑大双眼打量他的全身，最后也给他画了一幅肖像。但不同于送给鲁宾斯坦的那张画，这一张是为了让他拿去卖掉换钱——毕加索深知，这位上了年纪的朋友好几个月没有人请他跳舞了，也许他再也跳不动了——这幅画的售出，对他的生活将有所改善。这是毕加索慷慨助友的独特表现。令人遗憾的是，我又没能拍摄下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画家布拉克大摇大摆地拖着脚步走进画室，他眼睛凹陷，面容苍白、憔悴，穿一件宽松的铁锈色夹克，给人感觉有些飘然。……当这两位创立了立体派的艺术巨人不分彼此、毫无保留地交流时，我就在一旁观赏：一幅是他们共同创作的田野中的一个稻草人；另一幅是静物画，准备再次将整个绘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高度，而他们将肩负起更加艰巨的使命。这是一个令人激动、落泪的场面，我又没能拍照，我再次将照相机留在阁楼上，楼上是他们共同创作的画，他们俩谁都可以在画上随意而合法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可见当时他们多么亲密无间。但是此刻，我不住地打量着布拉克，试图发现曾与毕加索练习拳击时与之相匹敌的那个高大而身强力壮的人。

　　身高5.3英尺的毕加索站立在画室地板上，双脚好像生了根。布拉克身高6英尺……这是我从事摄影和摄影报道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失误。那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的最后一次聚会，我却没留下照片，我应该记载下这一难得的场面!

　　当我前往摩洛哥搜寻新闻报道的题材时，在戛纳做了短暂停留。我听说毕加索就住在那里，过着隐居生活。一位老同事，战地摄影记者卡帕，时常谈起他的老朋友毕加索，说他对从事我们这类工作的人的故事很感兴趣，还说，如果我哪天顺道去拜访他，他可能会欢迎我们进屋一叙。后来卡帕在印度支那执行采访任务时踩上了一颗地雷，当场丧命——而那次任务，原来是安排我前去的。

　　当我拨通毕加索家的电话号码之后，没想到卡帕的名字竟如同护照一样有效。一个女人用西班牙语接听电话，声音有些羞怯，后来改说英语，她请我等一会儿——然后告诉了我开车到加利福尼亚别墅的路线，并说，到时大门会开，她会等我，她就是杰奎琳。

　　第一次见到她时，只见她黑色披巾，黑色头发，黑色套衫，黑色宽松的长裤，黑色牛皮鞋，淡褐色的眼睛，身高不过5英尺。她牵着我的手，默默地领着我上楼，穿过一个房间——里边养着一些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动物，但我几乎立刻就感觉到一种轻松和亲切。我们沿着电话线走到另一个黑暗的走廊，然后进了一间老式的洗澡间。里面，毕加索坐在齐胸深的充满泡沫的浓肥皂水中，很随意地向我挥手问候。

　　杰奎琳死后，我重新制作了那张我拍摄的他们俩在加利福尼亚台阶上，像蜜月中的情侣一样依偎在一起的照片，并将它轻轻放在灵柩中她的脚下——照片背面我写下了当时我仅仅能想出的几个字：“愿你与毕加索一路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