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亚洲当代艺术受到国际的广泛关注，亚洲认同（身份）也随之得到提升。这种文化转变显然与“冷战”后尤其是全球化带动的亚洲国家经济迅速发展和民族意识的不断增强有关。笔者之所以从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关注转向对亚洲当代艺术的浓厚兴趣，主要是与几年前参加在汉城和东京举行的几个国际当代艺术讨论会有关，在这几次讨论会上，来自韩国、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的评论家和策展人（curator）集中讨论亚洲和东亚地区的当代艺术问题，他们不仅拥有各自的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的传统，而且还有比较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在建构亚洲艺术发展的基本框架上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而作为中国的评论家和策展人没有引起对这方面的议题的足够重视。当韩国和日本的评论家或策展人对亚洲和东亚艺术展开深入讨论时，我总以“中国当代艺术”为题发言，自感有一种中国中心的心态，几乎没有从彼此间联系和比较的方法和视角来重新认识中国所在区域的亚洲艺术问题。究其原因，这显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语境有关——主要以关注中国与欧美为中心的问题，却较少考虑亚洲区域的问题。正是基于此，中国当代艺术的视界也只限于东方与西方的框架，而缺少对亚洲内部的艺术交往进行比较研究。那么，为什么亚洲艺术问题要被提出呢？尽管亚洲艺术开始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但还是缺乏对亚洲艺术所包含的差异、传统、民族、宗教、习俗的细察和深究，基本上停留想象的亚洲。因此，问题的提出也就是思考和行动的开始。显然，关注亚洲当代艺术与自身生活在这个区域的文化有关，倘若要认清亚洲当代艺术在国际上的独特性，就需要将亚洲当代艺术置于历史语境与现实发展的联系中加以考察。

　　实际上，谈论亚洲问题，一个主要针对的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取向，因为亚洲地区的历史是被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笼罩的；另一个针对是在亚洲内部发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的想象空间。对于民族国家的预设和想象则是要把国家作为一个重要的核心。如果要想象一个超国家的空间，那就应采取一种批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取向。这种以一种区域政治结构来迎接和抗拒全球一体化的思路无疑是受到了欧盟模式的启发和影响。欧洲已形成了超越原来民族国家的新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以迎接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当然，欧洲的文化发展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超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架构之上的。因此，在这种对照之下，亚洲问题就显得非常的急迫和重要，既然艺术是一种文化理想的形式，那么以艺术想象来解释和建构超越亚洲性的可能性就显得格外具有现实意义。

　　今天对亚洲当代艺术的研究，它仍要置于一个历史范畴的概念来思考——它蕴涵了差异和身份、传统与现代、里与外、包容与排斥相关联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篇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表述一下亚洲当代艺术的思考：一个是关于“亚洲”概念的历史语境；一个是“移植”与亚洲立场；一个是超越“亚洲性”。

　　“亚洲”概念的历史语境

　　今天，如果要认识亚洲的当代艺术，应以理解“亚洲”一词的历史内涵为前提条件。虽然“亚洲”在地理上很容易描述它的位置，但它在文化上是个难以澄清其内涵的概念。这主要由亚洲文化包含的丰富而复杂的多样性所决定，因为无论是在宗教、文化、传统习俗，还是在现代化进程和社会体制上皆存在差异性。倘若以历史角度看，亚洲一词最早不是由亚洲人提出的，而是由欧洲人提出的概念。Asia一词最早是指希腊以东的地区，包括了今天的土耳其一带。在早期欧洲的概念中，亚洲就等于是东方之意，后来就衍生出了远东和近东的概念。17世纪以后，亚洲与欧洲的殖民主义扩张的地理概念相联系。可以说，19世纪以前亚洲人对自身归属亚洲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准确地讲，亚洲一词来自它之外的世界，即来自西方殖民主义对一个不同时间和空间位置的定义，也就是说，西方借此用以区别于自身的一种设定。今天的亚洲地理版图是以苏伊士运河划分亚洲和非洲的边界，以乌拉尔山脉划分亚洲和欧洲的边界，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界为其东南边界。这种亚洲地理概念也是伴随近代欧洲殖民主义的地理不断扩张才逐渐形成的。从文化史的角度看，“亚洲”概念与民族关系模糊及专制主义的基本特征相关，并通过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对比才建立起来的。因此，亚洲既是一个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上截然不同于欧洲大陆，又是一个内部高度分化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