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正如时空归序与在感性中被给予的内容，在第一《批判》“先验感性论”中被刻画为知觉或经验直观的形式与质料一样，在第三《批判》中，同样的归序或组织被视为对象惟一“形式的”、导致美感的特征，而感性内容则被视为只能带有“魅力”的“质料”。本文作者坚持认为，只有一个对象表象的“形式”才能为诸认知能力的和谐提供基础，但是，任何能够引起并保持反思状态的被领会的感性材料的安排，都可以被视为“形式”，而并不限于时空构形。这样一来，被高度严格的形式主义概念排斥在外的绘画色彩的安排，以及音乐中的配器，也就可以被视为形式。

 

关键词：康德美学；形式；时空构形

 

　　在美学与艺术批评领域，康德的形式概念一直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其中最大的争议，是围绕着康德《判断力批判》“美的分析论”第三契机“高度形式主义”问题展开的。所谓“高度形式主义”是指康德在那里指出，美只关乎形式，而不关乎质料；只关乎时空构形，而不关乎内容意涵。

 

　　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的那样，“美的分析论”的第三契机，处理的仍然是如何将纯粹审美判断从不纯粹的判断当中区分出来的问题。【1】康德首先区分了纯粹趣味判断(建立在一个对象或其表象的形式的合目的性之上)，与建立在外在的感官因素(如魅力与激动)之上的不纯粹的判断。与我们在前两个契机中可以发现的一样，康德的这一区分工作也极其艰难、险情不断。较之前两个契机中的 “分离”，这一次，其惊险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惊险的情形，可以从康德提出他的断言时语调的急剧改变中见出。这一点，美国康德学者艾力森(H e n r y Allison)也已经注意到了。在前两个契机里，康德经常这样写作，好像他只是提出了一些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现在他却似乎是在痛苦地提出，他正在向常识挑战。这种向常识挑战的语气，进一步揭示了康德“分离”工作的本质：是在难于分离的情形中坚持“分离”!在误解泛滥成灾时，坚持理论的彻底性。因此，在说明美与魅力之间的尖锐差异时，他提出，这一点“为人们普遍地忽视了”，“大多数人们”会宣布一种单纯的颜色或音调“本身就是美的”等等。但是，康德却论辩道，他们要么干脆是错了，要么是对的，却出于错误的理由(正确的理由详下)。用艾力森的话来说，“康德在这里似乎是在采取一种攻击性的论点，明确地为一个非常规的立场辩护”。【2】

 

　　康德这一分离工作的艰巨性还可以从这两个小节论辩的具体展开中看出。

 

　　在第14小节一开头，康德提出了“经验性的判断”与“纯粹性的判断”之辩，但是正如著名康德学者盖耶(Paul Guyer)指出的那样：“这一区分本身并不意味着对趣味对象施加了新的限定。……经验性的或质料的趣味判断不过是那些断定对象是令人快适的，或是建立在对象之作用于生理效果的愉快情感之上的判断罢了。而纯粹的或形式的趣味判断，也只是那些将美归因于对象，并建立在将被感到的愉悦归因于诸能力的和谐，以及将被感到的愉悦先天地推及他人的基础之上的判断罢了。”【3】因此，与第一契机相比，人们可以这样说，第三契机似乎并没有说出什么新东西。

 

　　事实上，康德干脆以复述第一契机的内容来开始第13小节，指出“一切利害都败坏着鉴赏判断并将取消其无偏袒性”，并断言利害对给定的趣味判断的影响程度，等同于一个判断受到某物满足愉快或引发不快的感性的影响程度。而这样一种感性的或有利害的愉快感觉，现在被称为 “魅力”和“激动”，因此，康德在那些由利害感觉和快适所决定的对象的判断，与那些建立在无利害之上的判断的区分，现在只是被重新表述为那些受魅力力和激动影响的判断，与那些真的与美相关的判断之间的区分罢了。所以盖耶断言，将有利害的情感重新命名为“魅力”和“激动”，或是将关于愉快的“经验的”判断与“纯粹的”判断加以对立，并没有为审美愉悦乃是惟一对对象的形式作出反应的假设，提供任何新的论证。第13小节引入的“质料”与“形式”术语同样没有提供这样的论证。康德说，当魅力被认为是真美时， “愉悦的质料就被冒充为形式”。但是，这却不能说魅力的情感是由对象的“质料”引起的，而真正的审美愉悦却是由其“形式”引起的。至多，这只是带利害的愉快是由感官满足之经验的或“质料的”本性所引起，而审美愉悦则是由诸能力的和谐之“形式的”状态所引起这样一种说法的另一种言说罢了。【4】

 

　　第13-14节的任务，毫无疑问是引入著名的形式主义论点，即纯粹趣味判断只关注对象或其表象的形式。这种判断不同于不纯粹的判断或经验判断，因为它们要么以诸如魅力和激动之类的因素为条件，要么建立在这些因素之上。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建立在对象或其表象的形式之上的纯粹趣味判断，与建立在诸如魅力之上的感官因素之上的不纯粹判断，究竟能否区分开来?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感性判断的对象或其表象的形式，与其质料之间，究竟能台区分开来?而我们将会看到，康德将这一区分，建立在一个经常引起误解的“形式”概念之上。对此提出尖锐批评的盖耶就认为，康德不仅混淆了合目的性的形式与形式的合目的性，而且，将审美形式与时空结构，亦即认知形式等同起来，而这一等同导致了他那种 “高度严格的形式主义”。【5】

 

　　在对康德“美的分析论”的读解中，我们一直关注的只是“合目的性的形式”。“形式”在这儿有单纯形式的意思；因此，这里的对比，是在单纯看上去是合目的的(或似乎带目的的)，与实际上是合目的的(或显现一个目的的)情况之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个纯粹趣味判断的对象(或其表象)，注定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的合目的，只要它能引发和谐的心境，而这种心境乃是趣味的普遍可传达愉快的来源。与之对照，“形式的合目的性”是指一个对象的形式的合目的的特质。因此，它似乎是一种真正的合目的性(而不是看上去足合目的的)，只不过被维系于一个对象(或其表象)的形式罢了。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些小节的双重问题的来源。第一，由于合目的性的形式显然不同于形式的合目的性，康德欠我们一个论辩，未能说明第13节中从前一个概念向后一个概念的突然转移。第二，康德似乎使后者带有高度严格的审美形式主义，不仅就其本身来说无法令人信服，而且显然与他后来将美刻画为审美理念的表达相冲突。【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