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鲁一生经历了若干次重大的人格转换,他的人格转换，首先是与中国二十世纪的激烈社会震荡为背景的，换言之，是社会环境的变化（包括社会压迫）导致了石鲁的人格转换，同时也顺理成章地决定了他的艺术走向。

　　概略地说，石鲁一生经历了三次大的人格成型和人格转换：第一次是在青年时代，他的人格是和当时大都数具有文化背景的文化世家子弟是大致相同．据美术史家水天中先生文《仁寿来的冯老弟――追访石鲁早年行迹》说：石鲁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注：石鲁原名冯亚珩，石鲁系笔名，取慕石涛和鲁迅之意），在清末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会会长。石鲁的父亲冯子融是典型的乡绅，一生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他的三叔则叔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喜收藏书画和善本古籍，冯家宅院经他设计改建，很有些文化气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石鲁，在青少年时代走的读书出仕的传统文人的路子。此时石鲁的人格养成，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人格。第二次人格转换是基于石鲁的背景使他的文化人格中具有入世激情的知识分子的一面，此时革命风潮迭起，石鲁自然转向革命也是顺理成章的。加之中国此时的知识分子受世界左倾大潮的影响而信奉共产主义革命的理想，更是石鲁一代很多年青知识分子的历史宿命。这样石鲁的人格就由较为纯粹的文化人格转换成为了具有文化背景的革命斗士的人格了；第三次是在1946年之后，在看到革命阵营内和发生在石鲁身上和周遭一系列不合情理、有悖人性的人和事之后，石鲁受到了强烈刺激，内心充满了矛盾，斗争和纠缠，此时他的内在“天才”资质反而得到了激发（甚至爆发）。石鲁因而进入了其艺术人格的转换时期，这同时是他的艺术天分得到了充分勃发和展示的时期。他由此而成为当时中国备受人关注的，具有独特个性和强烈风骨的艺术大家。尤其是在他进入癫狂状态之后，石鲁的天才特征愈见鲜明。

　　按照弗罗伊德的著名人格模型的法则来分析，石鲁的人格特征，在其第一个时期是“自我”和“超我”整合的时期；第二个时期则是完全的“超我”的时期；第三个时期则是“自我”的时期。“自我”是艺术家的本位，只有实现了自我，人格的执行才成为可能。不幸的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压迫太过于残酷，使得石鲁这样的大艺术家只有在成为了“狂人”之后，才真正拥有了自我。

　　本文主要以第三次人格转换时期的石鲁来论及他的艺术和成果。第一次人格转换和第二次人格转换，只作为背景来论述。

 

 

　　石鲁是在文革浩劫中被无端的批斗，毒打，游街，挂黑牌等等残酷的身心摧残而被摧垮的、逼疯的。从石鲁被判定有精神症后，至文革结束后外部环境改变而进入艺术创作的又一高峰的过程分析，石鲁病因的根本在于他的心灵和精神不能承受的，由于政治迫害和斗争而导致的人格扭曲。美国精神分析大师卡伦.荷妮在其名著《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中说“因为人格扭曲是神经症中常见的现象，而在临床上的症状不同或完全没有。而且，从文化的观点上看，性格形成比病状更为重要。因为是性格而不是症状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另外，按照大哲学家康德在《实用人类学》中的观点，石鲁所患的精神错乱当属癫狂症。而癫狂症是条理性精神错乱，属于人们所常说的“文疯子”之类。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革中石鲁和中国无数的知识分子所受到的无以复加和史无前例的人格侮辱是导致石鲁癫狂的主因。可以说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没有一个时代发生过对知识分子如此群体性的、彻底的肉体和精神双重的人格侮辱和迫害，尤其不可思议的是对石鲁这样的“革命的儿子”所施加的侮辱和迫害，实质上这不仅仅是针对知识分子具体生命个体的，更致命的是它是针对知识分子所代表的精神价值和文化信念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型的艺术家，从文化人格的角度说，他是深受深受世界性的（中国也包括在内）知识分子左倾思想的影响的，可以这样认为，发生在中国二十一世界初叶至中叶的中国革命运动，左倾的思潮和左倾的资源是革命的原动力和催生剂。左派的概念从本体的角度说，在历史的进程里，特别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左派是常常作为文化主流的，这是因为左派是批判的，并且是和民众关系密切的。从石鲁的出身和他走向革命的经历看，他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一个中国式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如此他要以鲁迅为其名，又因为如此他要历尽千辛万苦背离家庭而投奔当时代表中国左翼革命势力的重镇延安。

　　然而有二点是必须指出的，那就是首先石鲁在青少年所建立的文化人格是坚定而执拗的；其次石鲁精神中深刻的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倾受是必然要和功利至上的革命运动发生冲突的，尤其中国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愈演愈烈的极左的，丧失人性的革命狂潮，更使石鲁陷入了空前的绝境。性格（文化性格和个人天性）决定着不能放弃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价值底线和做人的基本尊严，于是他只有疯狂。

 

 

　　石鲁的艺术大致可以区分为前期和后期等两个时期，并且两个时期的艺术在风格上差别很大。概略地说，他的前期艺术在美学风格上是具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和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的。在这个时期的方法则是表现为鲜明的现实主义方法和浪漫主义美学的一系列具有艺术史高度的作品，这些影响了很多中国画家并成为现代人物画的颠峰之作。分析石鲁前期的艺术在整体风格，虽然时代的大潮不可忽略，但其精神气质和人格特质的决定性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从中国的文脉看使人想到了屈原，李白，苏东坡，阮藉，石涛和八大等一路伟人的气质和风格。

　　石鲁后期（大略从30岁开始）艺术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在艺术精神从客观到主观，从艺术法则上由写实到写意。和生活的关系也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即反映生活到表现自我。于是鲜明的艺术个性，强烈的风骨得以逐步形成，并最终成为“奇崛雄伟”和“峥嵘神秘”，并被推认为是“野，怪，乱，黑”的代表性画家。

　　石鲁在艺术风格如此根本的转换，不能认为是一种简单的艺术方法的变化，从内在的根源上说这是画家人格的转换的必然结果，石鲁显然上是在以艺术反抗什么，抗拒什么，超越什么，排遣什么。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高压的政治背景中，以石鲁的敏锐和智慧他不可能没有超于常人的意识和态度，但是他不能表达，也不便于表达，因此他只能通过美学观念和艺术主题（内在的）来表达和反映精神的态度和心灵的矛盾，这和他在艺术上的崇奉的石涛，八大如出一辙，石鲁是在以艺术在排遣中心中块磊、以艺术表达精神的激愤。

　　1964年以后，政治形势日益严酷，石鲁的处境也随之大起大落，他的身心在此时受到极大打击。至1966年以后，他是在精神病院，监管，批斗和潜逃中度过的。正如著名美术批评家水天中所说：“石鲁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和超越是与他对生命和人格的了悟同时完成的。”

　　石鲁生命后半期的遭遇和艺术上的非凡成就，反映了一个天才型人格的艺术家在一个极端时期的必然命运。石鲁不幸焉？幸焉，都不能简单而论，因为这涉及到了更为深刻复杂的人格、人性、艺术天才，以及这一切和社会形态的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