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化的显流一直是一种文化激进主义，“为人生而艺术”的呐喊伴随着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左翼的激进态度被官方异化为一种带有政治权利的意识形态，但仍然影响或隔代延续着这种革命性立场。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前卫艺术正是以此为标榜的，挑战传统，颠覆秩序，批判现实，甚至采取某种极端的行为方式。中国前卫艺术之所以如火如荼，不断受到国内外的青睐，与其与现实的密切有着直接的关系。当然也正因为如此而造成这一“江湖”的机会主义和急功近利的种种现象存在，也是被舆论不断诟病的原因。但被左翼所遮蔽的另一潜流——“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在启蒙和救亡的现代性之外，仍然有一种“审美的现代性”在发挥作用。然而，倾向于“审美现代性”的纯艺术的这一传统在中国的现代性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实现的机会，也一直在中国现代性的艺术系统中受到压抑。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和中国的高速经济成长带来了一系列和五四以来的现代性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形态。运用五四以来的“阐释中国”的框架难于面对今天中国的现实的变化，“为人生”的想象其实已经难以面对今天的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之下的人生。艺术似乎终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纯度”，终于变成了一个安静的领域，让人在其中进行探索。这正是一个“新世纪文化”的表征。“为人生”的艺术原来承载的沉重使命已经被悄然消解，纯艺术似乎有了发展自己独立性的客观基础，艺术也越来越真正回归“自身”。这当然不是说艺术有一种孤立于世界之外的“自身”，而是说我们对于艺术的想象和要求有了改变，而这改变恰恰是艺术随时代而改变的新形态，艺术逐渐变成了一种高级的、边缘的、人性的话语。
具体呈现出的新趋向，一是年轻艺术家对“自我”形象的处理和塑造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如方力钧、岳敏君等一批艺术家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方、岳是将消费文化影响下流行的矫揉造作的姿态和暧昧矫饰心理状态，滑稽而夸张地表现出来，试图把当代中国正在兴起的消费社会中的时尚化生活加以反讽地波普化处理，隐喻出人们对永恒、深度模式的追寻所形成的焦虑和失望，幻化成消解式的肤浅的脸谱和面具。而年轻艺术家的“自我”，不是一个缺少生命力的虚假者，而是现实社会真实自我的另一个放大。或者说是对“自我”更加精彩、完美，更加偶像化的虚构形象的重塑。如何将自我的人格力量凸现在虚构的维度上，并带到社会现实之中，已成为他们这一代艺术家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本身显示了他们对未来的自信和憧憬。当代社会的特征已变为文化审美与物质享受的悖反与分裂，对唯美的创作也因之在更纯粹的意义上成为人文精神上的自我写照和自恋。
二是除了“自我”肖像的虚拟之外，始终也围绕着“自我”身体的虚构。从某种角度看，消费社会中的美学是身体美学。这样说稍嫌夸张却并不虚妄。在当代的消费社会，身体越来越成为现代人自我认同的核心，大众传媒对于身体的兴趣更是无比强烈，各种各样的时尚化的大众报纸、杂志到处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身体意像。当然，对于身体的兴趣并不是新鲜的事儿，但在当代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语境中，身体的外形、身体的消费价值成为人们关心的中心，现代城市中各种男女明星的光彩照人的玉照已经成为大众，尤其是少男少女们打造自己身体的标准。他\她们已经成为当今视觉文化的核心主题，成为都市显目的风景线。所以在一个把生命意义建立在年轻、性感的身体之上的时代，身体的外在显现于是成为自我完美的一种象征。
三是具有叛逆性和顺应性的混合。在强调“自我成长”和“自由选择”中，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浪漫情怀，但这种浪漫却是按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的。因为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一个新崛起的社会文化已经有了新的规范和秩序，这种规范和秩序乃是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上。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物质匮乏的生存困境，所以，他们的表现带有一种“物化”的感情，具有消费主义文化的特征。在消费中，个人才能够发现自己，彰显个体生命的特殊性，消费行为成为个性存在的前提。个体生命的历史和存在被赋予越来越大的意义，这是一种个体生存实在经验的叙述。这种经验不是对现实的反抗，而是和现实达成的一种辩证关系。因为，生存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问题，他们的问题是选择的对象和方式。他们已经摆脱了艺术干预生活的一厢情愿式的天真，而更倾向于营造自己的话语空间，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个性和良知。当然这里也包含着某种自觉的文化批判意识。但他们已经不存在于上世纪末常见的与周围环境以及与自身的高度紧张关系，似乎把各方面的关系都理顺了，没有回避生活中那些不如人意的种种事情。这些东西已经不再是严重干扰的、需要加以排除的或与之对立的力量，他们是把它看作是做事情的前提，他们是首先接受了这些前提，处之泰然，然后再看看这种环境之下自己能够做些什么。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你能够感受到一种致力于创作本身的沉静，在他们身上你还可以看到一种此前很少见过的气闲神定、举重若轻的东西。他们已经将自己调整到一个自由创作者的位置上，一种比较纯粹的心态与表达。这也是对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前卫艺术的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一种反拨。面向未来而不是营造怨恨的可能，似乎更加值得我们所有关心中国当代艺术和中国本身发展的人们的关切。这是十分值得关注的新文化现象。
中国这个越来越多元的时代，不知所终地将把我们带向何方的现代化过程，使一切都变化的急速而扑朔迷离；在一个转型的时代里，事物是那样的复杂，许多边缘都是模糊的，人的欲望、相互间的交往、权力的运作，包括我们以为透彻的金钱关系其实都并非那么清晰可辨。年轻一代的创作也许难以界定，没有我们惯常的解读艺术的种种标准和具体表现什么的意义，他们无意探究人的不确定性或命定似的宿命，而是在类似游戏般的自我叙述的虚构中，塑造一个个好看的形象。也没有极端的叛逆、反讽或质疑，一种未来对于现实的掌握使得“过去”的记忆不再是他们创作的关键。现实已被未来控制，过去已经变成的一种绝对的过去，抑或也已经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装饰。而他们提供了当代艺术家对未来的另类想象及无限的可能性，或许还是一种新艺术趋向的预示。
注释：
注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
注2：此文未公开发表，由孔布提供。
注3：见《黑皮书》第159页。编者：曽小俊、艾未未、徐冰，执行编辑：梓工（冯博一），1994年7月出版，非公开出版物。
注4：“新生代”是指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北京出现的以年轻艺术家为主的新创作倾向。1991年7月9日－14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新生代艺术展”。其创作将随处可见的生活现象和由衷而发的直接感受，通过纯化艺术语言来强调作品中的文化针对性，体现出重视艺术观察和人生观察的近距离倾向。
注5：1994年，由艺术家王鲁炎、王友身、陈少平、汪建伟发起、编辑、出版。非公开出版物。
注6：由北京现代艺术中心1997年出版， 策划及编者是郭世锐、宋冬、庞磊。非公开出版物。 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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