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租院的创作时间很短，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总共114个人物，还有风车、大斗、桌子、椅子、现场其他实物等，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他们采取了一种最方便的方式。一方面请剧团拍照形成构图，另一方面就是开门创作。这有多方面的好处：首先，便于观察形象，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当时收租院的大门是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近来。许多农民要往那里路过，看见里面在做雕塑。他们从来没看见过这种场面，很好奇，于是进来参观。看见塑的是农民交租，是他们过去的苦难日子，更感兴趣了。于是指手画脚的评论起来。这里做得好，那里做得不像，当时交租是这样的。例如推鸡公车的老人头上那根栓着的稻草就是农民建议的。因为推车双手占着，不能擦汗，这样栓着，让汗水流不到眼睛里。这就是现实的生活状态。雕塑家们虚心听取农民的意见。来来往往的农民成了他们的生动的模特儿。许多形象就是根据大邑安仁镇过往的农民形象塑造的。其中有个叫秀珍的小女孩，他母亲常带着他来参观塑收租院，雕塑家正在塑一个“小女孩扶着婆婆去交租”的形象，他想让小秀珍来比一下动作作参考。小姑娘不好意思，想走开。她妈妈立即说：“怕撒子嘛，我象你这样大已经去给地主交租了。”附近的许多农民都是刘文彩的佃农，那时刚刚解放了十几年，农民对旧社会的苦难记忆犹新。所以农民们很支持，很配合雕塑家们的工作。

 

 

　　在收租院内塑造交租的场面，这是一大创举。这在古今中外的雕塑史上是没有过的。但是艺术不等于生活，如何使雕塑的一百多个人物融入现场也有很大的难度。雕塑家们一方面采用塑造的方法，另一方面采用实物。例如风车、大斗、箩筐、簸箕、帐本等都是实物，有些还是刘氏庄园原有的实物。刘文彩的风车和斗都不比一般。首先风车装了链条，比一般风车风力大，斗也比一般斗大，上面刻有“星记”因为刘文彩又叫刘星廷。农民担来谷子，狗腿子首先抓一把丢进水里，有谷子浮起来就必须过风车。风车把一些不够饱满的谷子吹出去，于是又少了些粮食。加上斗大，少得更多。这些细节都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时代的残忍性。这些都来源于现实。所以在收租场所里面，运用实物和塑造相结合，这既加强了场所的感染力，又是艺术上的一大突破。

 

　　他们还在现场柱子上下功夫，柱子在那里很挡视线，也很诧异。艺术家们塑造了一些人物靠在柱子上，一下子柱子成了必不可少的表达语言，起到了很好的衬托作用。这是化腐朽为神奇啊！在现场设计，现场制作中，使现场逐步成了《收租院》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这里把空间、场所、实物、泥塑溶为一体，把《收租院》的艺术创新推到了一个高峰。

 

 

　　当时的创作队伍很年轻，最大的也不过三十来岁，其余都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们有一股干劲，工作生活都是军事化，老师、学生住在一间屋时，同吃同住，同工作。每天早上起床锻炼做操。开会讨论，发挥大家的智慧，民主平等，谁都可以尽言，献计献策，在讨论中撞出火花。

 

　　赵树桐、王官乙经常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在创作中每一个雕塑都很难说是由谁从头到尾做完的。上大泥，做细部，搭骨架都是许多人交换着做。只是有的人物塑造是以某人为主塑造的。

 

　　这里虽然前后有十八位创作人员。但其中有几位是中间的骨干人物。有必要对骨干人物作一点介绍。

 

　　其中有三位是灵魂人物。

 

　　赵树桐：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讲师，三十来岁。此人极有艺术天赋，基本功好。曾是解放后，我国第一批由苏联专家和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培养的雕塑人材。那之前他原本是川美雕塑系书记，因为生病，辞去书记职务在成都养病，那时他身体很弱，很瘦。当时的同事讲了一个幽默故事。有一次，赵树桐去澡堂洗澡，往身上抹肥皂，抹着抹着，忽然肥皂不知去向，他四面寻找都找不着。他觉得奇怪了，撞鬼了，肥皂怎么会不翼而飞呢？他问旁边的同事，同事也觉得奇怪，后来哈哈大笑，原来肥皂落到了赵树桐的锁骨窝里。大家知道锁骨窝一般是搁不下任何东西的，他太瘦了才至于形成了一处深窝。

 

　　赵树桐虽然身体不好，但一听说要做收租院，立马回院坚决要求派他前往。当时毕业班的任课老师是王官乙老师。赵树桐在这之前几次去过大邑地主庄园，对前期情况有所了解。加上一股热情，所以坚持要求派他去。当时的院长王松咸，让赵树桐继续休养，但在赵树桐的坚决请求下，同意他与王官乙一道前往参加《收租院》的创作。

 

　　根据大邑原陈列馆馆长郝琳宁、吴宏选的文章回忆：当时温江地委宣传部指定由赵树桐主要负责业务工作。

 

　　赵树桐是一个很有头脑，在艺术上也很有激情的人。在创作中，他主持方案的构思，采纳众人的意见，上下协调各种关系和经费。以及对人物塑造中的总体关系及人物塑造的把握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算得上收租院创作的灵魂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