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隐没的广场

　　1989年5月，在长沙火车站，我买到一本“地摊书”，记得好像是《海南纪实》，里面有介绍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文章。这是我首次在“地摊书”上读到有关“中国现代艺术展”的信息，没有作品的分析，有的只是对事件的描述，比如展览上艺术家的卖菜行为，孵卵行为，送避孕套行为以及开枪行为等等。仿佛现代艺术展已经不再是一个涉及艺术的展览，而是被“地摊书”渲染成了一场节日的狂欢，甚至一次文化的暴动。这一切可都是发生在森严壁垒的中国美术馆，发生在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对于一个从未到过北京的外省艺术青年，这样的信息无异于晴天霹雷，使我兴奋不已，也令我惶惑不安。我由此想起了五月的广场，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从美术馆到广场只隔着一个王府井的距离，它们之间的沸腾景象是否有着某种关联？是否都是因为广场孕育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情结，又最终驱使我们不约而同地走向广场呢？

　　往回推过去的二十年前，也就是1969年，我出生在南方一个阴郁的小城。就在我出生的前后，神州大地掀起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伟大的舵手毛泽东曾经几次登临天安门，专门接见全国各地纷至沓来的“红卫兵”小将，向他们发出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指示。那激动人心的场面我虽然没有亲历，但在随后的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也似乎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这种感觉挥之不去，像阳光直抵我的意识深层，每每想起都会心花怒放，有一种灼热，而这个灼热的中心正是那热血沸腾的广场。我甚至遗憾自己晚生了年代，没有赶上那样的一个大时代，不然，我一定会成为一个积极分子，首先冲到广场上摇旗呐喊。当然，成熟后的我对此也有过警醒，当我从无数当局者的表述中知道了“文革”实际上是一场破坏运动，并造成了许多的创伤之后，我也有过愤懑。但尽管如此，我意识的深层还是留念那个人去楼空的广场，并始终觉得那种自由的放飞可以抚慰一切。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促成我后来从事艺术工作的机缘，但是，那些年在小城里学习艺术的过程，的确有一种广场的思维在影响。这就如同历来由广场上发起的运动，都会波击到我们那座阴郁的小城，使我觉得只有广场上放射出来的光芒可以解放小城的阴郁、普照我的忧伤一样。这种意识埋在我的思想深处，也使我从小就有了一种出走的冲动。

　　从长沙回到自己的小城，已是六月。我像一个狼狈的落汤鸡，在经历了暴风雨的袭击后，举目无望，不知道何去何从？几个同学拉着我偷偷溜进过我们所在的学校，往日熙熙攘攘的身影早已经荡然无存，只有传达室的老头守着无人问津的铁门，告诉我们学校已经提前放假了。这一切仿佛预示着一个炎热的夏季即将拉开帷幕。的确，那一年的暑假，异常炎热，阳光就像毒蛇吐露的舌头，舔着潮湿的身体，蒸发出一阵阵热气，弥漫于空气当中，越加闷热，也越显紧张。整个暑假我没敢怎么出门，躲在自己十平米的小屋想了许多，一股莫名的冲动驱使我拿起笔开始了人生最初的创作，并画出了平生第一幅作品。我给它取名《失落的黄昏》。

　　至今为止，我仍然觉得那是我最好的一幅作品。虽然表现手法还有些生涩，技法并不完善，但是它却最为真挚地传达了我的心声，表达了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激情覆灭后的真实感受。我还记得那幅画的构图：近景是蹲着的我，背靠着一堆坍塌的残砖，残砖背后是一望无际的荒原，一只沉默的狼狗卧伏在荒原之上，跟我遥相呼应。整个调子是灰蒙蒙的，呈深黑褐色，不见阳光。曾有人说我这幅作品的气氛太沉闷，我当然知道，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又怎么能叫我轻松愉悦起来呢？艺术是心灵的传感器，反映的都是一个人的心境，毕加索也有过蓝色时期，没有那个时期在黑暗中摸索，他后来的变革不会那么彻底。当然，我不是毕加索，在当时也不可能意料后事，拿起笔创作作品无非是为了排泄心中的郁闷，如果一定要讨个说法，我只能说那个时期是我所感受到变化中国的灰色时期。

　　这个灰色时期在我生命中延续了有两年之久。这两年我创作了近三十幅作品，风格都是忧郁的风格，色调都是沉闷的色调，形式上接近于现代主义早期的“形而上”画派。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时期我特别喜欢基里柯的作品，也许是他画面的黄昏景色暗合了我当时的心境，而他所刻画出来的那种不可名状的危机，更是与我当时的思想状态相吻合。我沉浸于这种气氛之中，好歹混完了大学的最后时光。1991年，也就我毕业那年，当时在中国戏曲学院读书的刘毅毕业考察回湖南，看到了我创作的这批作品，颇为欣赏，建议我不妨拿出来做展览，并承诺愿意在北京帮我联系场地。这对于我一个小地方的艺术青年而言，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要知道对于当时的我而言，想要参加一个省里的美展都几乎不太可能，而今却有人要帮我的画送到祖国的心脏----北京，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也当然是我的一条终南捷径。

　　刘毅说到做到，回北京后不久便传来了好消息，说已经给我联系了北京艺术博物馆，叫我择日带画进京办展。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神魂颠倒，几乎整夜整夜失眠。在兴奋中陶醉了一段时间后，我终于决定起程，随身带着近二十幅作品踏上了北上的列车。那是我第一次进京，心里不免忐忑，一路上也想了许多。我想起了当年“红卫兵”的串联，想起了“上山下乡”运动，当然，想得最多的还是我那梦魂萦绕的广场。想起我马上就要亲眼目睹，心潮便开始澎湃，止不住地涌动。

　　我的第一个个人画展在刘毅和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的刘建等朋友的大力协助下如期举行，并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不仅开幕头天就卖出了作品，而且更重要的是结识了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读研究生的邹跃进，正是在他的极力鼓动之下我后来选择了流浪北京，当然这已经是后话。就当时的个展而言，对我印象最深的其实还不在展览本身，而是我托运那张作品《失落的黄昏》的过程。因为那张作品的尺寸较大，无法随身携带，所以就找了托运公司托运。结果画到北京后需要我自己想办法去取，到货地是位于东边的北京火车站货物集散中心，离坐落在西城的北京艺术博物馆有很远距离，我联系不到车，也就只好喊着刘毅骑自行车去拉。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天高云淡，我和刘毅骑车沿着长安街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两次横穿广场。那是我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到广场，那宽阔的面积、恢弘的气势几乎超出了我的想象。过去只是看图片，只是在脑海里联想，如今设身处地，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宽阔，什么叫透气，什么叫放飞。那天，打道回府时，我和刘毅扛着那幅《失落的黄昏》，在广场上缓缓驶过，与广场形成鲜明的反差，似乎暗示了些什么……

　　在北京做完个展之后我又回到了湖南那座阴郁的小城，我在广场上过往的经历不知道何时成了小城的故事流传开来，一夜之间我似乎成了小城里的“名人”。名过其实，自然也会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加之身体欠佳，我很快跌落到低谷，一蹶不振。幸亏有邹跃进等朋友鸿雁传书，不断发来北京的消息，使我终于没有沉沦。在邹跃进等朋友的鼓励下，在广场的引诱中，1993年春节一过，我便打定主意离开小城，放弃曾经所拥有的一切，流浪北京。

　　再次到北京，时隔不到两年，但对我却有一种久违的感觉。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从北京火车站出来时的情形，天色渐暗，空气中弥漫着一层淡淡的雾，我提着一大堆行李，夹杂在缓缓移动的人群中，隐约看到站台对面那些气势恢弘的建筑，脑子里开始浮想联翩。据说，当年沈从文从北京前门老站出来，一眼望见广场时，暗中发出过“北京啊，我要来征服你！”的誓词。我虽不敢发出这样的誓词，但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翻滚。想起自己将要在这里实现梦想，心就像广场上升起的旗帜，随风荡漾。然而，落地处却是无依无靠、举目无亲，下一步去哪？干什么？一切都是未知，一切都是空白。

　　初到北京几个月，我是在魏公村落的脚，那是民族学院一个朋友帮我找的房子，属于厢房，与房东共一个院落，月租金三十元。我在那里痛苦地生活了三个月，简直就像是在铁锅里煎熬。房东是当地居委会的老大妈，带着红袖章极爱管闲事。她看我没有什么正当职业，就把我当成犯人一样的加以监视，不仅规定我九点之前必须熄灯，不许多用电，而且还不许外面的朋友来看我。我生活在这样的噩梦中，深深感觉到了北京不同寻常的紧张。原本我是来这里寻梦，寻找那份广场上放飞的自由，可北京的现实却截然相反，比我过去生活的小城更加森严。我痛苦不堪，在黑暗中徘徊，几乎走向了绝望的边缘。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陆游这首《游山西村》诗中透露出的意境，我是在真正知道了“西村”，也就是由福缘门村和圆明园村、这两个自然村组成的所谓“圆明园画家村”之后才体会到的。当我偶然得知圆明园附近还生活了不少像我一样的人时，我就像黑暗的囚禁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一样，再也控制不住压抑的心情，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果不其然，就在圆明园的废墟旁边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仅有我一样的生活经历，也有我一样的理想。

　　至今，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第一次走进圆明园画家村时的情形。春风迎面，已经催开了生于枝头翘望的绿叶，整个园子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沐浴着春风，脚步轻盈地走在园子里，就像是走进了时代广场。擦肩而过的竟是一些披头散发的人流，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特殊的松节油气味，告诉我这些人都是我的同类。我流连忘返，往来于其中，的确是闻到了广场上那种清爽的自由之风。虽然，实际的园子不是广场，道路很窄，而且出奇的脏。但是它带给我自由自在的想象，却远比我看到过的广场更加接近于广场。

　　也许，真正能够让人敞开心怀、畅所欲言的广场本来就不存在，本来就只是存在于卢梭他们那些启蒙思想家对古希腊的自由憧憬与理想虚构中。卢梭之后，“法国大革命”接踵而来，一些激进主义者盗取卢梭的理想掀起了革命的狂澜，从而将原本虚构的广场转换为真实的现实，由此呈现出来的广场却已经面目全非，不再给人自由的联想，而是成了某种权力与一统的象征。所以，后来的法国思想家福柯坚持认为：只有在都市中的荒地上，诸如监狱、精神病院，以及艺术家村等等，这样一些能够容纳自由和别样的地方，才能真正将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广场意识”重新复活。为此，他还专门针对这一类场所发明了一个专用词，叫着“异托邦”。我住到圆明园以后，所切身感受到的就是那里具有不同于北京其它地方的“异托邦”性质。这种“异托邦”与当时沉闷的北京形成一种“异质”的紧张关系，同时也赋予了圆明园画家的叛逆色彩。

　　1993年秋，一个偶然机会，我走进了画家岳敏君的画室。那时，他正在绘制一张巨幅作品，画面的主体是天安门城楼，一些我所熟悉的圆明园画家，诸如鹿林、张洪菠等，嬉皮笑脸地跃居其上，远景正是那若隐若现的广场。这幅作品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它就像是挪动了久压在我心头的一切石头，让我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一个隐匿的时代在我透了这口气之后渐渐浮出，我又想起了1989年，想起了“中国现代艺术展”上的狂欢，想起了那些卖菜的，孵卵的，开枪的，群魔乱舞中所释放出的无穷活力……
我终于理解了马拉美说的：“当一个艺术家，意味着对社会罢工。”也许，艺术就是要创造出来一种“不正经”，因为现实太过正统，也太过沉重了，所以，需要有一种力量从它的反面来打开那扇束缚的门窗。我在圆明园生活的两年半，从中所收获的其实就是这些，是我真正获得了广场上自由思想的启示，从而再也不留念于广场上那风云变幻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