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艺术怎么搞?谁能搞谁不能搞?怎么搞叫善怎么搞是恶?……艺术有“准搞标准”吗?我的回答是：有，因为有，所以要。有一些“标准”可能只会继续无底洞地争论下去(除非行政强制定论)，有一些“标准”如果条件成熟却要越早定下来越好。

　　还是从“批恶搞”说起。按一些人士的意思，某些从事“恶搞”的作者，比如胡戈，搞艺术的“资格”就不怎么够或者说是错用了“资格”，因为《馒头》“恶搞”了陈凯歌的“尊严”。电影有怎样的“准拍标准”，我不熟免议。美术一直就有“准搞标准”问题，笔者任职于美术学院，这一点略熟悉。早期的美术学院，多有“行会”性质，一直就有很多“行规”的，对学院成员、学员(徒)的资格及其具备资格后从事艺术的内容，都有一些具体规定，非一般人轻易能“搞”。当然，在规定的“标准”背后，高高在上的那位主人可能是“宗教”、“习俗”等，不是或不仅仅是“政治”，所以标准应有虚的，如我们的“坚持马列主义”之类，亦有实的如“没有为期七年在本地做学徒的经历，任何人都不得开业作画”①。法国皇家绘画雕刻学院创始人勒•布朗就搞过艺术风格、题材等级划分法。该院为了规定美的规范，还制订了《绘画法典》。法国其时，非“某某成员”、  “某某效果”而不可参加“艺术沙龙”，跟我们现在仍有“非科班出身而不可搞(好)艺术”、“非美协会员不利于评职称”等无形规则一样(上面说到的文化部等部门准备推行的毕业证、资格证双证上岗职业鉴定标准就是这种思路)，或明或暗不可跨越。正因之，便有后来的1790年底画家大卫愤怒的提案，要求“解散美术学院”这座艺术的“专制法庭”的事件②，他自己还亲自组建了一个叫“艺术公社”的艺术家俱乐部。

　　再后来，美术学院更延伸出一条线脉甚为“怪异”——相对于古典美术学院而言。比方讲，在包豪斯中我们能够看到和感知到：它的有些光头、奇装异服、行为古怪的教员，有些颠覆传统的教学实践，有些不拘一格的学员……一如它的一些舞台剧创作一样多姿异彩。这一切，即使将之放在当今时代，也与我们有些“恶搞”的“新新人类”有得一比，即使我们文雅地把那叫做“现代”。我说的是“有些”，因为我相信历史和现实中还有其他“好些”，其中包括像康定斯基、博伊斯这样不仅“形式恶搞”而且“真恶搞”的人。康定斯基1921年回国协助建立了俄国艺术科学院，曾偏激地把学院教学用的古典石膏像捣毁。如果不是后来社会变革及列宁发话，使这场改革运动夭折，还真难说咱们后来还有没有“苏派教学”。类似的，博伊斯这个声称“人人都是艺术家”、  “艺术无处不在”的人，在任国立杜塞尔多夫国立美术学院教授期间，为了他的“扩展的艺术概念”和“扩展的艺术教育”，1971年和1972年两次占领学院秘书处，欲强迫学校录取落选的学生③。如果用咱们现在的标准，康定斯基、博伊斯应该罪加一等，算“恶行”、“罪行”。事实是博伊斯因该事件的连锁反应被学院解聘，与学院闹上了法庭，最后却是博伊斯赢了官司。现在，对于欲前往德国留学的国内学子而言，如果能被该学院录取，算是一种“荣耀”。

　　室，从来没有迟到过也有一个过们同样被骂为“不正统”。就德国而言，“新表现主义”早是咱们一些人士熟承的衣钵，相对于搞上“后现代艺术”乃至“恶搞艺术”者，前者早被称为“人文绅士”了。这情形若让当年被希特勒名为“颓废”而要赶尽禁绝的“旧表现主义”干将们见到，该觉冤到气短呢。欧洲中世纪宗教黑暗之时，《圣经》非教士而不可有解释权，直至马丁•路德等人借助印刷术等“新媒介”的发展和人的发展而有机会进行改革，  “人人有权言说《圣经》”才成为事实，由此迎来了西方的文明时代。类似，中世纪的宗教画亦是“标准”森严，非一般人可以描绘。可是，上世纪末轮到一帮英国青年时，他们中竞有人敢用牛屎画“圣母娘娘”，以致在美国展出时引得纽约人民要游街抗议。当英国青年以“余震”的艺术名义到咱中国来“搞搞阵”的时候，不知道是有人被“震”晕了头第三，王先生上课的时三候非常反对时“严肃”、“学术”、“责任”、“使命感”这些词来——在下认为，不管怎么个姿态法，如果赫斯特这个“杀牛佬”有文化，咱们这“钻牛肚”的青年也不会是白痴吧?那些跟在英国青年屁股后玩“残酷”的，与那些跟在德国人屁股后“表现”“深沉和关怀”的，要么同样善，要么一起恶!

　　我们这儿的艺术家，尤其是“艺术青年”，总是被教导说“不要模仿别人”，更不要模仿别人的“恶搞”。但事实上有些地方是你想模仿也模仿不到。有些地方你不用模仿却早精于此道的。美国有个哈林，是个标准的“街头青年”，其最大本事就是“涂鸦”，可能此人一生愤世苦命，才活了三十几岁。从生活状态上看，也许他都会觉得自己与早于他的、咱们“文革”时期的那帮喜欢满街墙上“涂鸦标语、标准像、鬼神像”的“愤怒青年”和“空虚瘪三”无异。只可惜，咱们的“文革”时代首先有个先天不足——政治不正确，如果也“模仿”到美国那种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社会时势，也许会有几个“文革愤青”一不小心像哈林一样，俨然被社会承认为肩负“文化意义”的大师。听说，能否有足够丰沃的土壤容脚以致抚育“愤怒青年”，也是一个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且不要说我们连青年人玩点艺术摆个展览、拍部电影参加个国际影展都有那么多的部门“准入标准”，光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对这样的青年——即使“恶搞”的青年——在认识上、观念上的不宽容，就足够证明这个社会距“成熟”、  “先进”、“现代”尚远矣！

　　所以，“准搞标准”有，但即使不展开对更深层的思想、思潮、主义的更递影响和更广面的社会发展背景影响的分析，仅凭以上艺术发展的事实，我们就能知道标准一定是发展的。在这个努力消除上层意识形态和精英意识羁绊的文化民主时代，即使真有“绅士”和“小丑”的角色分层，“谁可以搞谁不可以搞”、“什么可以搞什么不可以搞”这些评判由谁来下都不好说——“社会就是舞台”，但别忘了社会不只有一个“导演”，更不会只有一个“总导演”，那个由“主席”说了算的时代已远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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