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猜想，当年画家马德升在握笔写小说时的心情，一定是激动不已、心潮澎湃的。不然，他不会将自己曾经一个紧凑的小短篇写得那么跌跌撞撞，跑了形，走了样，以至于让北岛和芒克这些同仁们看了以后坚持要来给他的这个小短篇作结构上的梳理与调整。结果自然是面目全非，一个心花怒放的小短篇就这样顺理成章、变得循规蹈矩了起来。虽然，它最终还是被顺利地放在了著名的《今天》杂志上，但却使马德升失去了一次用惊涛骇浪般的原始激情，去撞击时代紧锁的阀门、开渠引源的机会。为此，芒克与北岛等人也似乎心有歉疚，乃至事隔多年以后，提及这一细节，仍然记忆犹新，念念不忘。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驱使马德升紧握画笔的双手慷慨激昂的写起小说来呢?事出有因，正如北岛将自己当时所写的一个中篇小说取名为《波动》所直截了当显示出来的那样。手为心动，心为时敏。在马德升和北岛等人提笔画画、写诗的年代，也正是一个“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长期极左路线的压抑，勒杀了人性的自由与奔放，在一些地区尤其是政治敏感的北京，许多年轻人已经明显不满足于这种现状，他们开始通过一些较为隐蔽的私人渠道、如饥似渴地传阅起市面上查禁的一些文艺作品，从中寻找灵魂寄望的出口。就像诗人多多在一篇回忆七十年代的文章中记述的那样:“两本最时髦的书《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向北京青年吹来一股新风。随即，一批黄皮书传遍北京:《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被埋葬的中国诗人1972-1978》)自由的思想意识就是这样在他们欣喜若狂地阅读中孕育生长，酿成热血沸腾的激情，犹如潮涨一般，翻滚着，沸腾着，即将漫过那封闭保守的河堤。北岛、芒克、多多、杨炼、江河等人的诗，马德升、黄锐、王克平、曲磊磊等人的画就是创作在这么一个心血来潮的时期----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前夜。

　　将个人真实的情绪反映在文艺作品上，三十年来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文艺断送了她的命脉，在阳光大道的光辉掩盖下，个人的情感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毫不留情地扫向了一片荒芜的灰色地带。人们在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声中麻木了，最后被革命斩断了神经，斩断了那根敏感而活跃的末梢神经。整个时代都被蒙上了面罩，就像手风琴合上了沉重的琴盖，黯然失色。然而，就在这种单调而千篇一律的和声之中，诗人郭路生却异军突起，用他那曾经激动不已的“食指”透过沉重的琴盖撩动过灵敏的键盘，拨动了荡气回肠的心律。《这里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首至今仍为我情所感、为我心所动的诗篇，在当时，之所以能够牵动千千万万知青们的联想，被广为传颂，就在于他用最为朴实的情感方式纤细地刻画出了一段隐隐作痛的真情。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亲热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最后的北京

　　尽管马德升的小说没能像郭路生的诗歌一样获得广泛传颂、脍炙人口的效果，但作为一代人的沸腾心声，在当时却也赢得了周围不少年轻朋友的心理趋同，从而促使纷纷从深幽的胡同巷子里走出，兴致勃勃地聚拢到一起，在一根根变奏的旋律下弹奏出了新时代的和声。作家阿城曾描绘过当年他们聚在一起时的情形:“……地点在东四十四条的一个大杂院儿里，东屋，墙壁斑驳。晚上，灯没有罩儿，映得人如木版画，越近灯下，越有木口板的精细，灯左马德升，灯右黄锐，两个发起人，都谦和，热情，声音中气足。屋里坐满了人，几乎都抽烟。烟弥漫到屋外,屋外也有人，站着，凡议到紧要处，就挤到门口。芒克，诗人，很英俊地问:‘喝点儿茶吧？’里外忙着，把几摞油印好的单页，一张张折齐，钉起来，成为《今天》杂志。”(《星星点点》)在钟阿城这一番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包含了惊奇的发现，包含了主体的冲动，也包含了蠢蠢欲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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