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性解放”进程的变态心理及其艺术现象

　　“性解放”的风潮诞生自十九世纪末期的西方，在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以“反传统”为其主轴，加上奥地利精神分析学者洛伊德主张的“性力说”与“潜意识”的学说，多种因素使得“性”的探讨成为二十世纪人类的显学，推动着现代人对性的态度在二十世纪愈来愈开放，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社会，“性学（Sexology）”的研究蔚为一时显学，这种从学术界到民间对于“性解放”的趋势与态度，强烈影响着艺术的表现，性的暗示与性意味的表现不断地出现在各种艺术形式里，包括绘画、雕塑、文学、电影等等。从时间上看，这股狂潮在1980年代以后从欧美开始影响亚洲国家，西化最早的日本首当其冲，接着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而在1990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都纷纷接受“性解放”的洗礼，而且有着愈演愈烈的趋势。

　　本论文碍于篇幅之限制，只举出台湾与大陆的现代艺术现象作为研究与探讨的案例，由于笔者身在台湾，故以台湾的着墨较多。事实上，“性解放”并非孤起的现象，而是与其它社会运动与现象互为连动、互相影响。因此，本论文除了探讨“性解放”之后的对于个人与整体社会心理的冲击与影响之外，也在于探讨由“性解放”与资本主义、女性主义互相纠结、融汇之后，所带来在现代艺术创作观念与表现上的新发展，并对现代艺术的发展及其内涵，以艺术社会学为基础，做出推论、建议与美学价值上的批判。

　　回顾人类社会在性文化上的变迁，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禁欲、纵欲、滥情、龌龊下流者，载诸史籍，比比皆是。大体而言，早期史前的性文化主要根源于因为族群繁衍的期望，对于大自然神秘的、循环反复的生殖力量产生崇拜心理所推动，进入有史以来，“性”仍然被视为是促使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能量，虽然文明的演化，使得脱胎自于史前社会带有巫术的禁忌（taboo），演变成趋向于严谨的礼教，即所谓的伦理道德，以及后来所谓的法律，以人文与符合自然的方式继续对人类社会的情欲冲动进行另一种合理抒发与控制的机制，事实上，所谓的“文明”充其量只是将人类生物性的本质，披上一层礼教的外衣罢了，而人类对于生育无法准确的控制，仍然使得性的力量一直是充满神秘的性质。

　　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现代社会的性文化，却是迅速演化成另一番景象，避孕工具、避孕药、堕胎技术的发展与性解放观念的提倡等等，使得现代性文化，它不但是在远古以来的性崇拜、性禁忌与性风俗的基础上演化，更是在科技挂帅、道德崩解、商业利益、心理病态与自然生态等等各个层面，进一步演变成更为复杂、更为光怪陆离的“性文化现象”。

　　从西方社会在性的议题上观念的变迁，可以看出现代性观念与行为在社会文化的大幅演变，实是导源于十九世纪以来的工业革命，科技所给予人类的的便捷与享受，一方面，加强了人类超越自然的自信心，同时，随着人类控制生育的能力与技术的增强，也淡化了人类原来对于大自然的尊崇，对于神圣生殖力量的礼敬、膜拜与崇仰，人类超越了神的角色，扮演生育的主宰，宗教崇拜的神圣光环迅速褪色，人类因此逐步消失在人类自我影像的迷恋里而不可自拔。从生殖方面来说，人类已几乎是“神”。

　　“性解放”的风潮诞生自十九世纪末期的西方，由于佛洛伊德“性力说”与“潜意识”的学说，“性”成为人类生命核心的观念根植人心，推动着现代人对性的态度在二十世纪愈来愈开放，尤其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社会普遍弥漫着“性解放”的风气，“性学（Sexology）”的研究蔚为一时显学，这种从学术界到民间对于“性解放”的趋势与态度，强烈影响着艺术的表现，性的暗示与性意味的表现不断地出现在各种艺术形式里，包括绘画、雕塑、文学、等等，尤其是以传播力量最强的电影艺术最为明显。这股狂潮在1980年代以后开始影响亚洲国家，从时间上看，日本首当其冲，接着是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区，而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大陆，都纷纷接受“性解放”的洗礼，而且正进行愈演愈烈的趋势。　　

　　当十九世纪末的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之际，就已经意味着人类早已不再把神圣当作一回事，人类的眼光从大我的宽广角度，缩小至自我狭隘的圈子里。性的目的是族群的、大我的，具备神圣性质的化育工作被彻底的忽略，取而代之是小我追求享乐、滥情、感官倾向的性发泄。虽然人类死所发明的“避孕这个解除性行为焦虑的伟大恩赐，一点也没有改变性爱的悲剧性格。纵使它使人们从立即的生物束缚（怀孕）中解脱出来，却非常可能加深人们心理的矛盾”。知识与科技的迅速发展，伴随着资本社会的来临与社会制度的解放，所带来性观念的开放，似乎想在一夕之间，将自古以来人类社会想极力制约的性冲动爆发出来。

　　依据佛洛伊德对性在潜意识所扮演角色的剖析，可以视为对维多利亚式的禁欲生活的反动与质疑，他主张以“性力”、“性欲”的满足为主轴的精神分析学派，衍生出一系列对性的探讨，形成二十世纪所谓“性学（Sexology）”，“性的研究”成为二十世纪的显学之一，“性”成为一种新的膜拜，“性”成为一种夹杂在商品经济里的新潮流、新流行，性与金钱成为现代人心目中的“新上帝”。英格兰的牧师林德洛甫就曾大声疾呼：“我想历史家将会这样说：既然现代的人们不大信仰宗教，他们做了一项可怜的企图，要将性生活提高成为一种宗教”。　　

　　西方社会学家韦伯(Peter Webb)在于一九七五年首次发行的《色情艺术(The Erotic Arts)》一书中，该书探讨了文化和性解放的脉络，尝试界定“色情艺术”的范围，也尝试在不同的文化现象中追溯“色情艺术”的历史。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出现在1960年代末期，并且持续到197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的代表性思想。韦伯认为：性自由和社会自由是同义的，并且将“性解放”看作是朝向社会革命的第一步。

　　既然性的解放被视为一种社会进化的象征，许多围绕着“性”的事物与观念，也就随之现代人解构传统、追求进步的脚步发展起来。“性”不再像昔日社会将之隐藏而带有神秘感，反而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各种场合。

　　“性解放”风潮是一种催化剂，除了“性”本身的迈向开放之外，也带来许多社会变化的副产品，其中以“女性主义”与“性工业”最为明显。“女性主义”带来传统伦理、道德的崩解与两性社会地位的重组，“性工业”则是在资本主义氛围里，开拓“性消费”的领地，而这些对于社会整体的影响，又都无可避免地带给现代艺术家们新的观念、题材与灵感。

　　女权运动史上著名的“烧胸罩”事件，开拓了女权运动的先机，它象征着女性意识的萌芽，宣示着女性掌握自主的权力，在两性社会行为的扮演上，不再成为男性的附庸。由于女性对于性爱的自主意识高张，往往也给世人一种强烈印象，似乎女权主义者常常为反对“性”而存在，以至于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女权主义者的形象在西方年轻女性眼里已经僵化成为一种“拒绝性别的女强人”形象。事实上，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已经演化到对“性”的主动，大胆而露骨地以女性的角度看待“性”这一回事。

　　虽然具有强烈性意味的色情艺术在许多社会里仍然是个禁忌，但是随着“性解放”的进程，许多女性艺术家加入了此一创作的队伍，而有了新的理念，也就是说身为女性的创作者，在性意味的艺术作品中，强烈地存在着女性独特的判断标准，主要观念在于：在昔日的父权社会里，男人可以做的，在今日两性追求平等的时空之下，女性也应该被赋予同样的权力。男人可以被容许尽可能详尽、精确地展现女性的身体，但为什么女人则不能同样对待男人的身体。这种双重的判断标准不仅对于现代日常生活的影响，而且也影响着现代的艺术创作。事实上，从最早期的女权运动直到现在，凡是由女性写下的文字或创作的作品，一直都是在宣扬：女性首先要成为她们自己，把握她们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活。在不依赖男人、婚姻和儿女的情况下，寻找她们自己的身份（identity）。在追求一种女性主义式的平衡心理之下，可以解释为何有些女性艺术家喜欢以男性性器官作为发挥的焦点，或着重在以女性特有的视点来诠释两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