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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门外的中国
1993年,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走出国门。当年举办了两场重要的展:由汉雅轩画廊的张颂仁组织,在香港举办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随后又在多个国外城市举办了巡回展)该展览得到批评家、理论家栗宪庭的支持,第二场是由已故的戴汉志(Hans van Diik)参与策划、于1993年冬天在柏林文化中心举办的“中国前卫艺术展”。同年,来自中国的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十四名艺术家)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的“东方漫步展区的展览,这个展区的策划人是意大利评论家奥利瓦(AchiIle Bonito Oliva),他刚结束了在中国的短期的考察旅行,并挑选了参展艺术家。欧洲艺术节出现了寻求新鲜事物为艺坛注入活力的需要,澳大利亚也需要同样的新活力,因此澳大利亚也选择了一些中国艺术家参加在昆士兰的布里斯班举行的“首届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最初是通过汉雅轩才得以出现在西方重要的艺术展览上的。他们参加了1993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但是艺术家在十分有限的空间内难以脱颖而出。在这次展览后中国艺术家们又先后参与了1994年的圣保罗双年展和19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所有参加这些展览会的中国艺术家都没有得到中国Z/F的认可,当时的作品主要风格是政治波普和玩世现实主义(泼皮),由艺术评论家栗宪庭将其理论化。许多艺术家和作品开始被外国所认识和欣赏,虽然许多中国国内的展览,尤其是在首都北京举办的展览,在尚未开幕时就被迫结束,但是一些艺术家仍然成功地在国外成名。像前苏联的艺术作品在西方思维中那样,刚刚被介绍到国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存在“应该像什么”的定势。被本地艺术评论家选中的艺术家中,那些符合现有标准的艺术作品很快被收藏者市场消化。在欧洲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艺术家会不会与俄国的艺术家不同,能够一直创作出让人感兴趣的优秀作品使得相关的投资物有所值?
作为能够引起西方注意的方式,中国艺术家会以讽刺的手法再现最近的政治历史,或者复原最常见的传统标志。
1997年,中国Z/F精心选出了中国艺术界最为合作的艺术家——几乎所有都是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第三次正式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此次双年展成为了许多中国艺术家的参照对象。然而,这次展览的地点偏僻,缺少和当地评论界与媒体的联系,而且其性质和其他的展览有很大的不同,致使整个展览在威尼斯几乎没有受到太多关注。
当代艺术在国内的发展空间
我必须说明的一点是,外国展览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十分重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直至1990年代末,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任何艺术展览的场所和机会。虽然并非所有展览都无法顺利开幕,但这些展览不得不在一些小型的私人场所或偏远的地点举办,因此一般人不会专程去参观这些展览。此外展览信息只有行内人士才知道。有些展览——尤其是在北京的展览——会利用建筑工地或地下室,或者仅仅开展数小时。即使一场展览不是完全的地下,也几乎不会有普通观众。
显然,除了缺少官方支持外,艺术家们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十分缺乏经济支持。因此,艺术家的生活较为困难,很难不断追求创造性。通常艺术家们不得不从事另一份工作。
圆明园艺术家村和“东村”曾经像“公社”一样聚居过中国各地的艺术家,但很快都被拆除了。这些艺术家没有当地“户口”,只得不停地讨生活。在那时,北京已经成为中国唯一一个艺术家能被外界了解的城市,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遇到重要的相关人士,特别是越来越频繁来到中国的外国策展人,他们大多没有时问走遍全中国,因此多只在北京停留。
专门展出当代中国艺术的画廊最早出现在北京,其中有红门画廊(RedGate)和中国艺术文件仓库(CAAW.即Chinese Art A rchives and Warehouse),它们分别由澳大利亚人布赖恩•华莱士(Brian Wallace)和荷兰人戴汉志创立此外还有四台院画廊(CourtYardGallery)。这些画廊主要的欣赏群体都是外国人,这是因为中国新兴的私营企业家尚未开始本土艺术品收藏。
1996年,瑞士人劳伦斯•何浦林(Lorenz Helbling)在上海的波特曼酒店租下了一个用于展览的空间,这家酒店是上海最好的酒店之一,它的住客与访客几乎全是外国人。这个展览区就是香格纳画廊(ShanghA rt)的雏形。
略微中国化的外国专家
少数长期居住在中国的西方人士从1980年代起开始致力于以专业和非专业的方式推广中国当代艺术。
这批人在把中国艺术介绍到国外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相对于那些来中国短期访问的国外评论家,他们更具优势。他们在中国居住了很长时间,因此能够充分了解这个国家。这些外国人士都会说汉语,这对于理解中国的各种现实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也因此使他们成为了反思者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但是他们身处在一个复杂的状况里: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由于远离自己的祖国,他们很有可能会被限制在一个边缘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就会阻碍他们表达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这些知识常常为来访的策展人所用,但是很少会得到充分的评价。
谈到在1990年代初为中西方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人士,我记得的有弗兰(Francesca dal Lago),澳大利亚的清奇•罗清奇(Claire Roberts)女士,西班牙的易马(Ima Gonzalez)女士,英国的凯•史密斯(Karen smith)女士以及美国书籍和网上出版物编辑罗伯特•伯纳尔(Robert Bernell)先生,最后三位目前仍居住在北京。
意大利的乐大豆(Davide Quadrio)在上海创立了非商业性的当代艺术中心BizArt(比翼艺术中心)。它的艺术定位十分不寻常,既为中国艺术家,又为外国艺术家组织展览等活动。
于2002年在北京去世的戴汉志是最为严谨的当代中国艺术学者之一。1986年,受对中国明代家具的兴趣的驱使,他来到中国,在南京学习中文。之后,他先后成立了“阿姆斯特丹艺术咨询公司”(Naac,New Amsterdam Art Consultancy)和中国艺术文件仓库,后者于1990年代末才在北京拥有一个固定的展出场所。最初,戴汉志收集一些他感兴趣的艺术家的作品资料,然后在临时租来的场地上展出。后来他开始通过出版物来介绍这些作品。有着极高艺术品位的戴汉志对中国艺术现状认识深刻,在工作中不存在任何偏见。他和中国艺术家的关系建立在一种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他希望能直看到艺术家的成长,他也会不断鼓励这种成长。比起参加社交活动及各种开幕式和会议,他更喜欢静静地在书房中进行研究,他经常对于那些对中国艺术只有三分钟热度的外国访客做出的粗浅而又不准确的判断进行尖锐的批评。他收集并编录的文献目前都保存在北京的中国艺术文件仓库中,这些资料很可能是最完整的同类材料,并且我个人认为,戴汉志在选择艺术家时非常准确。他选择的艺术家和他一样,不会刻意去迎合市场标准,而是一直坚持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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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录入:阿布 责任编辑:阿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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