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侯我住的那条街在重庆南纪门，原名叫kǎng 井街,就是上面一个“穴”字，下面一个“坎”字。在重庆方言中就是“盖”的意思，大约早先有口井，盖住了，不用了，成了街道。因为邮局的电码本没这个字，发电报只能用“坎”字来代替，久而久之，kǎng井街改成了坎井巷，莫名其妙，和庄子文章中的“坎井之蛙”有了点什么联系。

　　 

　　这是一条典型的重庆街巷。房屋依山而建，街道拾级而上，有些石梯就是在山石上凿出来的。学校设在山腰，放学时孩子们你追我赶，一不小心，收不住腿，常常一个跟头摔在青石板上，痛得半天爬不起来。

　　 

　　念书之前，我很胆小。记得有一次随外婆傍晚回家，看见邻居小孩子捉迷藏，便要求同去。谁知外婆说：“小孩晚上不准离家，你去今晚就打死你！”然后还说了“晚上出去肯定要学坏”之类的话。我只听进了“今晚就打死你”这一句，心惊胆颤，夜不能寐，想到各种恐怖而悲惨的死法，越想越怕，于是悄悄起床逃生。弄得家里人从半夜找到天亮，最后才在草堆里抱回早已熟睡的孩子——那时是初夏，街上的人会把铺床的稻草收拾起来，放在墙角檐下。

　　 

　　从托儿所开始，有了比较连贯的记忆。许多年以后整理旧物，我发现了五岁时阿姨写的评语，填在油印表格上，在一张银行废报表的背面：

　　 

　　能独立生活，会管理自己的一切生活，如自己会穿脱衣服、鞋袜，盥洗等。能爱护托儿所的玩具和公物，如教室里布置的东西，不乱撕。能玩一切大小玩具，能参加集体的游戏和作业。会正确地跑步、跳跃，能跟着琴声有拍节的伴奏小乐器。乐器有手鼓、碰铃、木鱼等。会有表情的唱歌，喜欢听故事，能体会故事的内容。喜欢作泥工、纸工、图画，如能用泥作火车、苹果、桃子等，用纸折船、气球、衣服、裤子等，用蜡笔画苹果、桃子、太阳、国旗等。爱帮助小弟弟、小妹妹做事情，喜欢看图画书，也喜欢看电影，并能把自己看过的电影简单的叙述出来。知道敬爱领袖，热爱人民解放军、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等。知道的组合如4+6=10、5+5=10，并知道托儿所在和平路管家巷。

　　 

　　胆小、对一切事物不敢大胆的去做，自尊心比较强。希望家长加倍培养他的勇敢，并与托儿所多联系，取一致的方式对他进行培养和教育。

　　 

　　那时的人单纯而质朴，工作很负责任。这种精神传递给我，有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重庆人民银行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托儿所也上台演出。记得是跳舞，一队小朋友一边跳一边摆手。突然有个女孩将右手摆成了左手，这时我停下来，走上去很认真的对她说：“你摆错了，应该是这样。”“你才错了，应该是这样！”“你错了！”“你才错了！”台上争执不休，台下哄堂大笑。直到阿姨上来把我们全都领下台去。回家的路上，大姐对我说：“这是表演，错了也要让它演下去的。”——这话让我记忆深刻。后来在美术界混，发现表演真是太多。只要是表演，就没有对错之分。这件事大概可以证明将来我是要做批评家的，不然怎么会去当众批评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小姑娘呢？

　　 

　　 

　　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小学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头回做作业，就挨了一长排的红杠，横看竖看，怎么也不明白错在哪里。过了许久，才知道毛主席的“席”字中间还有一横。此事让我在人前很没面子，因此记得，从此读书不再马虎。犯错误的要义是犯得早，犯迟了有些事要改也来不及。

　　 

　　小学伊始，平平。三年级换班主任，又来了新同学。来者姓周名能全，是重庆川剧团名丑角周玉祥的儿子。此人长得白净肌肤，斯文摸样，还戴了一顶皮制小帽，象个日本士官生，和我们这群街上长大的孩子区别颇大。班主任很喜欢他，说他作文做得好，在班上大声朗诵。我心想也不过如此。于是等第二个作文题目下来，“我的理想”，便不顾一切，洋洋洒洒写了三、四千字。大意是说我将来要做文学家，用自己的笔去描绘山河大地、花草树木、小桥流水以及共产主义理想等等，用了所有想得到的形容词，也用了刚刚学会的长长的排比句。老师阅后大吃一惊，叫了我去了办公室，问：“是你写的么”？还当场布置题目，叫我再写一篇。这也难怪，在此之前，我的作文不过二、三百字，看不出有写作的才气。嫉妒有时是向上的车轮，要不是能全兄，我并不知道自己“能够在三、四千字的作文中如此通顺而没有一句空话”（老师批语）。

　　 

　　老师叫何炳菊，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一位能干且有主见的女性。她的丈夫是诗人，在重庆小有名气。1958年以言犯上，成了右派，丢掉工作呆在家里。何老师第一次领我到她家，就是去看诗人的书橱。只觉得是巨大的书墙，对我有如阿里巴巴 “芝麻开门”一般的辉煌。何老师拿给我一本《自愿军英雄传》，从这本书开始，我的小学生涯便在中外小说和马路行走中度过。那时我母亲在中学教书，中午上她那里吃饭，距离一站路，边走边看。结果是小学毕业作文会考得了98分，当然，也戴上了275度近视眼镜。离开何老师时，她送了我一支笔，一套《古代诗歌选》，还有一本纪念册，并用那支笔在扉页上题写了几句诗：“天才之花在奋斗中开，劳动的汗珠把它来灌溉，丰富的生活是多彩的画笔，饱满的感情来自对祖国的热爱。”我的眼睛潮湿了，不因为别的，只因为被人信任——其实何老师知道这孩子前途并不光明，他的父亲曾是国民党航校教员，家庭成份伪军官。这是当时所能想象的最糟糕的家庭出身，相当于二战时期欧洲的犹太人。

　　 

　　中学无话。贯彻阶级路线。我从班长降至学习委员，算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政策”。因为勤奋，再加上斗气的原因，成绩好得出奇。三年六学期各科平均成绩为91.3分，而其中体育和政治对我而言都是先天不足，不管怎么努力，最多只能得80来分。我之所长在数理化，一点不费力，考试总在一、二名，着实为在同一学校当语文教师的母亲争了光。以此优异成绩，竟考不上高中。在接到不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倾刻，我终于明白了社会是怎么回事，明白了努力并不都能得到公正与回报。

　　 

　　为了母亲的安全，我去了农村。先是林场，后是生产队，名副其实上山下乡。知青生活没什么希望，更非“大有作为”。但也不象后来知青小说写得那么阴霾而悲惨。农村四季分明，朝晖夕阴，与政治运动终隔一层。农民告诉我说，地主比工作组好，栽秧挞谷，大酒大肉，痛快得很。至于对我，他们总是说，要不是国家政策，你怎么会到这里来。所以我在生产队受到的照顾，比这辈子任何时候都要多。队里有座砖窑，最辛苦的事就是晨起远行挑煤。队长的女儿总是先把饭煮好，放在窗台上，再敲门叫我。她先出发，我吃完饭再去煤厂，回家时，她已匆匆返回来接我，让我只挑一半的路程。当时只是心存感激，不知道她就是李春波歌中的“小芳”。直到她出嫁时，对着我号啕大哭，我才有点明白，但为时已晚。只记得她的伤心和我的惆怅，象田间暮霭一样迷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