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天中：追访石鲁早年行迹

　　寒假前，华西大学校方宣布，由于战时学生入学水平参差不齐，明年开始，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作为大一学生必修课，学期结束时必须通过考试。这对没有上过正规中小学的石鲁来说，可真是难以逾越的关卡，他曾想利用假期补习英文。但仔细一想，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头补修中学六年的英文课，根本没有希望通过期末的考试。看来再以原来的学历资格继续上大学是此路不通了，他只能返回仁寿老家。但一想到文宫镇松林村的沉闷和停滞的日子，想到母亲为他娶来的妻子，回仁寿的这条路更是不能设想的。

　　在左右为难的关头，石鲁想起了他的堂妹和表妹曾给他讲过的陕北抗日军政大学，那是一个培养抗日人才的学校，不讲学历、不收学费，不学英文数理化……他觉得这是一条能够走得通的路。

　　有许多记述石鲁生平的文章、资料中(包括我自己的文章)都把这一转折性事件的起因说成是石鲁听了林伯渠的讲话。林伯渠向成都青年学生介绍抗大确有其事，但听到林伯渠讲话的不是石鲁，而是石鲁的堂妹冯月窗、表妹张素娟。她们俩在成都协进中学上学，在学校里听到林伯渠介绍陕北根据地的文化教育，谈到延安抗大欢迎抗日爱国的青年去学习，并曾介绍她们去西安七贤庄一号八路军办事处联系。

　　石鲁找到冯月窗和张素娟，再次询问了去陕北读书的事，得到堂妹和表妹的证实之后，他下定决心去陕北，并请两个姑娘替他暂时保密——不要告诉家里，因为他估计他母亲和已经成婚的妻子是会阻拦的。石鲁带上母亲给他用作交学费的100块钱，躲过在华西大学宿舍同住的哥哥，离开成都向西安出发了。

　　抗日战争时期的川陕公路，是大后方交通要道。成都到西安，成都到兰州，一直通行定期班车。虽然人们常常在各种各样的破旧汽车上耽延许多时日，但还不至于非骑自行车或者徒步往返不可。石鲁为什么放弃乘车而买自行前往，颇值得玩味。我猜测，也许是为了体验一种新鲜的旅行经历。

　　从绵阳往北，临近四川盆地北缘，他骑车过梓潼、剑阁、剑门，过嘉陵江到广元。广元再往北，公路进入秦岭山脉，他常常得推车上坡，这样一直到陕西省境的宁羌。这一路他结识了一位叫乔之栋的旅伴，他本来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是靠石鲁的接济才到达目的地的。在宁羌(现在叫宁强)，石鲁卖掉那辆自行车，买汽车票乘车到宝鸡，由宝鸡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吃苦流汗自不用说，还得通过道道关卡，检查过往行人的身分来历。幸好他有华西大学学生证件，得以平安抵达西安。在西安北大街的“中国旅社”住宿一夜，第二天就去八路军办事处。

　　石鲁自述，他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之后，办事处负责人宣侠父接待了他。他让石鲁住进办事处招待所，然后向他介绍了去陕北求学的情况。抗大和陕北公学目前都不招生，所以暂时不能去延安。石鲁此时已无退路，他向宣侠父表白了自己的处境和决心。办事处介绍他去安吴堡青训班学习。[6]

　　安吴青训班的主任是冯文彬，副主任胡乔木。石鲁原先的目的是到延安上抗大，对这个位于国民党统治区的“训练班”则觉得兴趣不大，但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即离开西安经三原去安吴堡。他从成都带来的100块钱到西安时已所剩无几，到三原后则身无分文了。他是靠卖衣服得到20块钱，才到达泾阳县蒋路乡的安吴堡村，找到“中国青年训练班“的，时为1939年1月。陕西泾阳在当时不属八路军控制的区域，但安吴青训班却完全是共产党的天下。石鲁到安吴青训班，实际上已经“投身革命”。［7］

　　石鲁早年的经历，虽然不能与他在延安、西安的惊心动魄的经历相比，但却为他晚年的艺术发展预设了伏笔。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仁寿、成都的冯亚珩，就没有延安、西安的石鲁。

　　从石鲁一生的思想变化和艺术追求看，他是一个内心充满了矛盾的艺术家。他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文化系统的艺术，也似乎追求着不属于一种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

　　从他的一生经历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岁以前，在四川仁寿和成都的学习生活；第二阶段是20岁到30岁，在陕北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训练和革命工作；第三阶段是30岁到45岁，在西安从事绘画创作和美术组织工作；第四阶段是45岁以后，在动荡起伏的逆境中，他对个人和民族文化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反省和思考。

　　贯穿于四个不同阶段之间的，是两种基本的“信仰”。那就是养成于前20年的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信仰，和养成于陕北十年间的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手段改造旧中国的理想的信仰。当这两种信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可以互相容忍、互相阐发时，他的生活和心理状态就比较安宁，就可以以“忘我”的心态从事某种活动；当这两种信仰在某种历史环境中尖锐对立时，他就陷入剧烈的心理矛盾之中，但同时也使他的头脑中闪现出种种在平时难以想象的思想火花。

　　青少年时期的求学和教学生活，对于他以后的艺术发展设定了难以排除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传统文化、传统人文精神的薰染。这种影响不但决定了他后期艺术的走向，使他时时进发出在“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旁人难以料想的言谈举止。另一方面，也是在这一阶段，萌发了他追求自由、新鲜、热闹和标新立异的根芽。罗素在论述人类文化的历史阶段时曾指出，他本人是在“一个旧世界里”成长起来的，“那是一个比我正在思考着的未来世界更具有偶然性的世界，那个世界里有更多的空隙、更多的例外，那里的人们并不全都被纳入一个确切的模式中……”。石鲁早年就生活在那样一个虽然为他所反感，但确实有很多偶然性、有很多空隙的世界里。那些“偶然性”和“空隙”既是石鲁选择艺术并投奔陕北，接受革命专政的客观条件，也是石鲁在数十年之后在专政环境中酝酿艺术反叛的酵素。

　　陕北十年，对于石鲁是新的“启蒙”。与许多知识分子不同，石鲁进入陕北后，推动他不断前进的是对一种新的、自由、热烈、充满朝气的生活的向往之情。千变万化层出不穷的政治审查和政治运动锤炼了他，石鲁在这十年中确实有许多变化，但我不能用“成熟”这一类字眼来形容。因为从我的经验中了解到，当人们说某人“在政治上成熟了“、“在工作上成熟了”，实际是意味着变得圆滑而有城府，同时失去了青年人的敏锐感觉和批判精神。从延安来到西安的石鲁，在精神上是变得“丰厚”和“沉重”了。对于他的绘画创作，这十年间的发展主要在生活的积累和艺术趣味的扩展，而不是技巧、语言的精纯。

　　30岁以后的1 5年，石鲁在西安度过了尚称安定的生活。他的身分地位发生了变化。他常常要以美术战线党员领导干部的身分做出决定，发表意见。这当然不符合石鲁个人的性格气质，但又不可推卸，于是出现了各种批评和诸多微词，其根源是处境不同的人对他有不同的期待和要求。而从纯粹的艺术家或者纯粹的党员干部的角度看，石鲁似乎左右为难，而他的那些所谓的“错误”，其实完全可以理解[7]。正是在这1 5年中，石鲁的绘画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即由写实到写意，由反映生活到表现自我，由“新国画”到“文人画”的转变。

　　1964年前后，石鲁的处境大起大落，他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的打击。1966年以后，他是在精神病院、监管、斗争批判和潜逃中思索的。但正如一些现代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一个不公正、受限制、充满着惩罚或压迫的社会环境，对于创造力来说，实际是一种刺激”。心理学家甚至认为，犹太人中出现了如此之多的天才人物，是由于他们受到疏远，这使他们成为保持怀疑和冷静思考的探索者。其实类似的见解在中国古人那里也早就有了：“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没有1964年以后受挫折和被疏远，石鲁不可能成为一个突破当时社会主流思想限囿的思想者，不可能成为一个超越当时流行艺术趣味的真正艺术家。而他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和超越，是与他对生命和人格的了悟同时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