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手工性【1】都是艺术作品得以成立的核心标准之一，无论是欧洲文艺复兴的肖像、波斯细密画，还是中国古代绘画中繁杂的描法、皴法，无不是如此。各家各派的“独门绝技”更是使自己在艺坛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制胜法宝。但是，当艺术的旅程进入二十世纪，古典艺术惟妙惟肖的模仿被抛弃掉，形式主义的现代艺术逻辑使艺术丧失了对现实的“发言权”。如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所言，一部现代艺术史就是一部风格不断平面化和抽象化的历史。于是，我们看到俄罗斯构成主义画家马列维奇（Kasimir Malevich）展出的空白画布，美国艺术家丰塔纳（Lucio Fontana）展出的没有画布的画框，以及自此以后作为艺术拯救者的观念艺术。这样，作为艺术根本准则之一的手工性被彻底清除出了艺术的殿堂，优秀艺术的标准演变为能否拥有一个“好”的艺术观念，只要能够先人一步将这样的观念公之于众，那么，一个艺术家甚至无需任何复杂手段就可以为自己赢得“创造者”的声誉，那就更无需提及古代艺术家们视为生命的精湛手艺——美国观念艺术家约瑟夫.克索斯（Joseph Kosuth）的实践为我们展现了这一简单的事实。此外，包括摄影术在内的现代科技的兴起，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迫使艺术放弃了对手工制作的青睐。机械复制和电脑虚拟在艺术领域的广泛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古代艺术家双手的必要性和丰富的作用：因为，即便是最难以区分的色彩和形式变化，对于电脑而言，也不过轻而易举，手到擒来。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复制、虚拟技术与观念艺术彼此交融、结合，更为强烈地将手工性驱逐出了艺术的神圣领地。因此，不难发现，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一方面，艺术朝着精神自身的生产不断发展——正如黑格尔（G. W. F. Hegel）所预言和丹托（Arthur Danto）所证实的情景一样，另一方面，当代艺术的创作，在技术上也越来越依赖机械和电子的生产，那么，手工性自身的艺术价值及其对艺术创造的巨大作用，便被无情地掩埋进艺术史的故纸堆中。

 

　　然而，在当代艺术的疆域内，我们又重新发现了很多建基于手工性的艺术作品。徐冰在《天书》中不厌其烦地雕刻成千上万的“活字”；朱小禾将自己的创作称之为“劳动”【2】；张羽不断地将手指印在画面上，极力消除作品的视觉形式因素；廖邦铭在纸上机械地重复描线，以至于每完成一件作品便犹如进行体力劳动般地身心俱疲【3】……在这些艺术实践中，手工劳作自身重新成为定义作品意义的核心要素。甚至，在很多作品中，一旦忽视其中的手工性要素，作品的价值就会完全消失。

 

　　继《灵光》系列之后，艺术家张羽近年来开始重新创作《指印》系列。在整个创作过程，张羽不断用手指沾墨，然后随意地点在画面上，经过这样不断地重复劳动，最后的画面几乎全部被密密麻麻的墨点占满。尽管《指印》的雏形出现在1990年代初期，但那时的作品与完全被墨点挤满的《指印》却有着本质上的价值差异。最早的《指印》上所点的墨点比较少，因此，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然会从整体上对画面进行结构、节奏、形式、浓淡上的认真考虑，最终确立一个以形式结构为中心的，以“绘画”概念为主导的艺术作品，但这样一件作品仍然主要是一个视觉审美的静态对象，依然无法脱离西方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的窠臼；然而，如果预设的结果是用墨点将画面占满，那么，对视觉形式的一切考虑将变得不再有必要。因此，张羽一直反对用“抽象水墨”来定位自己的作品，而是“把行为本身看作一种追求” 【4】，那么，《指印》的价值便转化为艺术家一次又一次用手指重复“点”画的“劳作”本身。如果仅仅是对画面在形式审美的层次上进行审视，将会完全扭曲作者的原意和作品的价值。

 

　　在花样繁多的当代艺术世界中，廖邦铭是另一位地地道道、勤勤恳恳的“劳动者”。在艺术家最近创作了一个系列《2005年1月3日至2月9日》中，他为自己的工作时间定时、定量：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八点半到下午六点，廖邦铭严格按照国家法定工作时间进行创作。他的工作是每天用毛笔、同等浓度的墨汁在一张标准四尺宣纸上不断地重复描绘直线，到这一天“下班”时，便完成了这样一张由密密麻麻的横线织造而成的精确图纸【5】。廖邦铭的创作无法容纳任何的喜怒哀乐，因为一旦在描线的过程中走神，线条的走势、粗细，线条与线条之间的距离必然会发生偏差，所以，只要仍处于创作的过程中，艺术家就必须将自己头脑里的所有思绪、挂念和情感全部清空，绝对专注地投入到“画线”这个机械的行为本身中。最终的“绘画”就像市面上随处可见的空白坐标图纸，它仅仅是一个结果，一个对“画线”行为的事后确认。

 

　　宋冬与其母亲赵湘源在2005年创作的《物尽其用》也有着相似的价值。与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各种社会主义运动、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风云变幻几十年的老人们一样，赵湘源始终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这件作品是她多年以来收藏的各种生活用品，包括边角布料在内的很多东西甚至从来就没有在自己的生活中发挥其可能的作用，仅仅是凭着这种无意识的“恋物癖”，她不断地收集各种零散的日用品。宋冬帮助自己的母亲将这些东西进行详细的分类、整理，让它们以艺术的名义呈现在观众面前，但是，作品的价值并不在于从视觉上展示这些早已无用于自己现实生活的“古董”，也不是企图从观念上建立一座日常生活的纪念碑，而仅仅是让母亲和自己对这些东西进行整理，“劳作”的意义便从时间的流逝和记忆的回溯间悄然生成。【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