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VS失语

 　　在1989年的疯狂岁月中，肖鲁在“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上向自己的装置《对话》连开两枪，这不仅成为现代艺术大展中最轰动和令人震惊的作品，同时也开始了肖鲁近20年来与《对话》本身，与情感，与社会甚至与男权批评话语的不断“对话”。两声枪响使作品一开始便带上了扑朔迷离的传奇色彩。2006年11月22日在中国嘉德2006秋拍“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专场中，《对话》以二百三十一万的价格成交，该作品再次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但避开浮华与喧嚣进行理性思考就会发现《对话》从产生起就一直处于失语状态，因此需要拨开层层迷雾，让《对话》真正能对话。

 　　在现有的评论中,很多作者仅就枪击事件来谈论，几乎没有从作品自身形式和符号上进行解读。70年代末，80年代初，肖鲁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求学，男女同学犹如天敌，从不说话。从附中时代开始这种“对话”的愿望就一直被压抑着，再加之经历了初恋的破灭，爱情的失落，…… 这所有的成长过程让她体验到男女之间真正的对话是如此的困难与不切实际，于是产生了作品《对话》的构思。她用杭州市电信局免费提供的铝合金电话亭的全部真实材料，按公共场所的公共电话亭标准组装成一个真正的电话亭。再用照片而非油画的方式表现真人大小的一男一女背影，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作品表现一男一女正提起话机通话的进行时态。两个铝合金玻璃的电话亭间距一米左右，中间有一块大玻璃镜间隔，在玻璃镜左边（女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男人的照片，在玻璃镜右边（男性所在的电话亭）有半个女人的照片，但通过镜子的对应照射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大玻璃镜前面的白色柱子上放着一个红色的电话座机，话筒不在座机上而是悬挂着，昭然若示：此刻的对话无效（图１—图３）。

 　　在《对话》中选取人物背景在形式上与她1986年的综合材料《静观》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静观》人物是油画，背景是晚上到西冷印社偷拓的碑文，裱在画布上，画面由五个条幅组成。虽然在《静观》中男性的背影是油画画出的，但这个背影和《对话》右边的男性背影具有相似性:都表现了一种隐密和孤寂的状态，从而隐晦地传达了艺术家当时不可为人知的生活际遇（图4—图5）。

 　　此外，电话亭外三张支离破碎的张贴也不容忽视。女性所在的电话亭外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征婚广告”及灰底黑字的“治疗狐臭”，而男性所在的电话亭外只张贴着一张红底黑字的“寻人启事”（图6—图7）。大街小巷颇为常见的这三张纸条贴在铝合金材料上既说明这是一个公共空间，又增加了作品的生活性。男性那边的“寻人启事”揭示了现代化和都市化进程中人的失落感。但是，为什么“征婚广告”及“治疗狐臭”出现在女性这边，而非男性这边？狐臭往往被视为一种缺陷，会严重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此患有狐臭的人总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治疗狐臭”出现在女性这边，暗示着女性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缺憾，已经严重影响到“对话”与交流，所以才要“治疗”以便更好地“对话”。征婚广告上面的关键词为：“男，21岁，大学文凭，五官端正，欲与美丽又大方的女子结为百年之好。”这是男性在征婚，男征女的广告又是放在女性这边。这向我们隐喻着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两性在婚姻选择中的不平等局面：在婚姻的“优胜劣汰”法则下，女性的美丽往往是被男性优先选择的砝码，而在现实生活中被认为有缺憾，“不完美”的女性，往往是最先被排斥掉的。因此这件作品不仅在形式上说明了“对话”不通，还深层次地揭示了女性在情感中，在与男性的交往中是处于失语的状态。

 　　然而更重要的是肖鲁的枪击行为本身即是要寻求一种“对话”:女人与男人，女人与社会的“对话”。因为第一，枪是杀伤力极强的武器，虽然肖鲁的老师宋建民建议她将作品“破一破”，但肖鲁并没选择其他温和的方式进行“破”，而是选择了暴力的枪来发泄心中的愤懑与压抑。可见其所经历的感情难以承受之重，才想到以这种极端的行为来强制性地要求“对话”。第二，枪有声音，这带有危险的声音会使自己及在场观众都能听到，并产生强烈的反响。从温普林拍摄的录像中可以清楚地听到枪的轰然响声，玻璃破碎的刺耳声，以及围观人群的嘈杂声。这便是肖鲁想寻求的与公众的“对话”。但是因为唐宋的误抓，及之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肖鲁及《对话》又都处于失语状态了。

 　　女人与枪VS男人与枪

　　枪一直以来都是男性的象征，在还是小孩时，女孩会被家人和老师反复告知枪是男孩的玩具，女孩是不可以玩的。枪是地位、权力、暴力的代名词，在反复阐释中成了“菲勒斯”，成了男性的专有物，男权的象征。男人与枪的关系如此根深蒂固地反复出现在无数小说、电影中,1984年在中国上映的电影《美国往事》和2006年上映的韩国电影《雏菊》就将男人与枪的关系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在这两部跨度二十余年却同为中国观众广泛喜爱的电影中,唯一出现的女人与枪的关系都是女人无辜地惨死在男人的枪下。

 　　在艺术史上曾经出现过女人与枪的画面，（图8）是墨西哥画家迪戈.里维拉1928年画的壁画《军械库》,表现弗里达在发枪支的场面。但是倘若认为此处建立了女人与枪的关系,那就错了。因为画面表现的是弗里达正将手中所剩的唯一一支枪递给男性,她自己手里再无一枪。可见,即使是在开明的共产主义者迪戈.里维拉的心中和画中，枪也只是男人专用的工具，而女人出现在此，仅仅是为男性服务——发放枪支而已。

 　　女人与枪：男性英雄观的颠覆与艺术史传统凝视关系的击破

　　1989年2月5日上午11点10分左右，肖鲁在 “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朝着自己的作品《对话》连开两枪。从温普林当年拍的录像可以清楚地看到女人与枪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肖鲁走向作品《对话》前，望着作品，低下了头，突然间抬起头来，举起手中的枪，枪口对准中间的大玻璃镜。“砰！”的一声枪响，肖鲁打完第一枪。人群中有人喊道“再来一枪！”（据肖鲁回忆，这是唐宋的声音），“砰！”肖鲁对着大玻璃镜又开了第二枪，然后右手握着枪从左侧离开了枪击现场。 （图9——图10）。录像所播放的枪击现场不是人们英雄主义幻想建构出来的男性与枪的关系，因为男性在此仅仅是看客（唐宋、李松松、居奕）或拍摄者（温普林）。这里构建的关系是：女人开枪，男人围观。

 　　女性为什么要开枪？“导致我做出原作品《对话》的是情感，使我想打那一枪的是情感……” 什么情感导致非要用枪来发泄的地步？“当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曾经受到过伤害，这处女的伤害决定了肖鲁此后个人生活的悲剧性，无论是幸福还是辛酸，她的生活都被笼罩在这个最初的阴影之下。” 再回头来看《对话》的形式与各种符号：一女一男在现代都市中孤独的背景，悬挂的话筒，电话的盲音，电话亭外的“征婚广告”……各种符号所组成的《对话》向我们隐晦地传达了女性感情生活的不顺，以及女性对爱情及婚姻的渴求，但是因为曾经的伤害让这美好的渴望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她内心深处一定认为装置《对话》太温和，还不能表达那种受伤害后的愤怒与绝望。于是，1988年肖鲁在浙江美术学院毕业展之前在宋建民的提醒下，想到了用枪，但她的朋友，浙江省射击队的沙勇借到枪那天却无法和她联系上，以致打枪的行为在1988年的毕业展览上未能实施，但这个想法和动机却一直存留在她的脑海中。“我想打这一枪，一直这个念头没有断，总是有一个内心的冲动让我去做这个东西。” 而1989年2月5日这天，李松松将枪带到了中国美术馆，肖鲁终于将内心一直以来的意念付诸于实践了。所以，杭州枪击《对话》的动机和中国美术馆枪击《对话》的动机是完全一致的——都来自性侵害所带来的伤害及对这一伤害的愤怒发泄。而非栗宪庭所认为的“在美术馆打那一枪和在杭州打那一枪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用极端形式宣泄女性愤怒的作品在艺术史中并不罕见。如17世纪佛罗伦萨的女艺术家阿特米谢·简特内斯基, 她在1611年被她父亲的同事，她的透视老师阿加斯丁诺.塔西强暴。阿特米谢并未失语，而是和其父亲——画家欧拉吉欧. 简特内斯基一起控告了塔西，但塔西监禁8个月就获得释放，而阿特米谢至今仍背负着“性放荡”的坏名声。 因为这一遭遇，阿特米谢在之后的作品中反复画女人用刀割下男人的头。如《朱迪斯割掉霍罗夫伦斯的头》（1620年）及《朱迪斯和女仆》（1625年）。在这些作品中，女艺术家阿特米谢的道具是刀，与肖鲁的道具——枪,有一致性——都是危险的、暴力的。（图１1）如果说阿特米谢作品中朱迪斯对霍罗夫伦斯的割头行为是表现女艺术家的愤怒及对塔西进行图画上的惩罚，那么肖鲁的枪击《对话》则是表现她的愤怒及对伤害她的男性的惩罚。因此她的枪不是自杀,而是对着男人开的，正如阿特米谢的“刀”是对着男人的头砍下去的。阿特米谢和肖鲁以各自的方式及武器与男权社会“对话”。 （图１2—图１3）

 　　玻璃镜这一在艺术史中反复出现的符号,往往是男艺术家用来表现女性容颜,便于男性凝视的工具,如委拉斯开兹,提香和鲁本斯都曾乐此不疲地描绘的作品《镜前的维纳斯》就是利用玻璃镜展现维纳斯的正面或侧面美丽面孔,这种表现法让男性既能凝视女性的美妙身段又能凝视女性的姣好容貌。因此肖鲁的枪声不仅仅是击破了艺术史中反复用到的玻璃镜（图14）。这种要求“对话”的行为在艺术史上的意义更是直接导致以往艺术史中男性居于描绘者/观看者的主动地位，女性处于被描绘/被凝视的被动地位的传统凝视关系的瓦解。

 　　既然枪击行为是装置《对话》的进一步完善与表现，它就不能与装置《对话》割裂开来成为两个作品，枪击行为本身就是“对话”，是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是女人与社会的“对话”。因为与阿特米谢遭受了同样的经历才导致肖鲁开枪，而这初衷在1989年，当年只有26岁的肖鲁那里是难以启齿的，仅仅是因为女性的羞涩吗？ 不，还有整个社会的舆论压力：由男人带来的性伤害，却在男权话语下对自己的母亲都无法启齿。更不要说去面对全世界的媒体与公众了。这并非女性生而胆怯，更非生而羞涩，而是因为受到一系列社会规则的制约。这揭示了难以根本改变的一个现实：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处处受到限制与伤害并总是处于脆弱和边缘的失语地位。

 　　既然男性在枪击现场仅是拍摄者或看客，枪并非男性所开，女性开枪的初衷仅仅是因为情感。那么长达15年来甚至至今还在继续阐释的“枪与男人”，“枪击”与“政治”的必然联系便是批评家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误读或过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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