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和工作框架的整个现代设计，包括中国设计实践和世界设计实践，需要就发展方向问题作根本性的思考，需要把“设计与人”的问题提到一个更高的高度来把握，从而为设计实践打开一个真正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视角、新空间。

　　当代设计价值取向究竟应该作怎样的调整？更高的境界在那里？怎样才是向更高境界推进？再说，我们为什么要作这样的调整？为什么要谈更高的境界、更高的高度呢？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需要回到一个很基础、很原始的问题上，也就是说，需要回到“设计与人”这个基本问题上？想必有人会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现代设计很重视人，从“人体工学”到“人本设计”或“人性化设计”不都是强调“设计与人”的关系并把“人性关怀”作为设计的根本目的吗？这话在一定意义上说得并不错，我们的现代设计确实没有背离“人”的主题，而且取得了伟大的成果。但是，我还是要说，目前整个国际的设计思想和实践，还没有触及“设计与人”的更深刻、更人文化或更具社会性的层面。

　　事实上，我们的现代设计已经做到的对人的关怀，就像目前普遍展开的国际实践那样，是以“人本主义”价值哲学为思想基础、以“人体工学”为工作模数和技术质量参数，以“人机适合”为最高价值准则的。目前所有被我们称之为“人性化”的设计实践，大体是沿这种路向展开的。鉴于此，我们所要追问的是：单纯的“人机适合” 就是人性化的设计吗？就是“设计与人”的最高境界吗？

　　“人机适合”大家比较熟悉——这是设计的人体工学目标和要求，它强调把人类能力、特征、行为、动机以系统的方法引入设计过程，以至达到“适应人的设计”。1960年美国设计师德雷夫斯发表了著名的《人体测量》，为设计界提供了人体工学的重要数据，欧美现代设计也因此达到一种高度的自觉。这种高度的自觉，表现在欧美现代设计不仅充分地融入到现代工业生产体系之中，而且通过相应的实践表述非常透彻地领悟了工业生产方式的底蕴。现代工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基础，在于它从技术哲学和工程技术学意义上，把握了一种可以贯穿“从机器到产品再到使用者”整个现代经济过程以至具有普适性的“数学形式”。对工业生产方式来说，这种“数学形式”显示了全面的统领意义。实际上，人体工学所描述的“人”就是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分析、化简和归纳，而用数学平均值构造的“人的整体”。如胡塞尔所言，这是“对自然的数学化”，它“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性。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 欧美现代设计便以这种纯粹物体性的“人的整体”为“本体”来构想其产品，实施其“人性化”价值理念和追求的。随着人体工学研究和设计实践的不断深入，其“人性化”的考虑也越来越细致。这种以细化的“人机适合”为特征的设计走向，一般被称作“人性化设计”。体现这种走向的当代欧美设计，似乎不断切分着“人的整体”，将其化作一系列十分具体的关注点，譬如它们会考虑人的身高、体重、结构、体态、机能、活动（包括活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特征、状态、身心反应和体验等）；会考虑人的性别、性格、年龄、职业、身份、气质、兴趣、健康状态等等。所谓“无障碍设计”堪称当代欧美“人性化设计”实践的典型，其设计形态在体察和满足老人、儿童、孕妇及残疾人等弱势人群的需要方面，真可谓无微不至、极尽体贴。毫无疑问，这是现代设计最了不起的一面，欧美设计实践在这方面取得的骄人成绩，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但是，我们也应该意识到，无论欧美这种“人性化设计”呈现怎样的细化发展趋势，它所权重的还是“个体”的人，是归结为量化技术指标的生物个体。以此为基准所实现的“人机适合”，并没有把人与人、个体与个体相互关系的“社会”维度考虑其中，它所坚持的依然是现代设计的普遍立场，即从生物学的“个体”和社会学上的“小我”出发。因此，现代设计产品往往只是以针对个体的物质和精神关怀面向社会，而很少考虑甚至完全不考虑产品实际进入社会后所要涉及的人际关系以及在人际关系中所会产生的连锁的综合社会影响。空调的“面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的调节温度的技术结构和功能形态，全部是针对维护“个体空间”这个根本目标来设计的。作为在封闭的“个体空间”中制造宜人气温环境的那些必要条件或必然结果，如废气、热量、凝水和噪音等，则被导向室外，一律往社会公共空间中排泄。举目四顾，今天的城市和社区，到处都是这种“只扫自家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情景。因为空调的这种自私自利的“面向”，不仅邻里间的矛盾纠纷时有发生，整个城市和社区的空间环境也被严重地恶化。私人小汽车的设计，显示的也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个体立场”，它强调个体的运行速度，而不顾社会整体运行的速度，以及社会环境因为这种速度而在安全、舒适和人文方面所要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了满足商家的赢利需要和基于人性缺点的消费需要，现代包装在设计上日趋奢华，竭力通过铺张、夸显的工艺、材料、形制或装饰来渲染一种“超值”、“华贵”、“珍奇”的声色。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包装设计作风客观地迎合、引诱和助长了虚荣、浮夸、炫耀、欺骗等不健康的消费心理和人格品性，以致把高尚的设计美学目标导向“助纣为虐”的境地。另外，奢华无度的包装设计，也构成对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自然环境的巨大破坏，其自私自利的价值取向不仅表现在对商家和消费者等“个体”的无条件满足，更表现在对子孙后代享用地球资源权利的剥夺。如今，缺乏“设计良心”的设计，往往一味地顺从或迎合商家惟利是图的需要；而缺乏“商业良心”的商家，则竭力“更新换代”，不断制造“时尚”。这其中的“奥妙”在于培育并利用追逐“时尚”的消费心理来鼓动“浪费”，以至加快资金回笼速度，缩短生产到消费的周期。这种意义上的“人机适合”或“人性化设计”，是对可持续发展原则和代际公平原则的公然藐视，也是一种断子绝孙的不道德行为。

　　所以，我们必须正视现代设计的重大缺陷，必须正视它整体地忽视人与人、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忽视社会群体和社会道义的维护，忽视社会人格的培养，忽视人性即人的社会性造就的重大伦理缺陷。我们必须看到，伦理意识淡薄的艺术设计势必沦为商业主义、实利主义的附庸，以致以无谓的“创新”为不顾子孙后代的“浪费型消费”推波助澜。今天，设计师们会倾情于所谓的“人性化设计”，然而，我们是否考虑过：不顾社会良心，不顾伦理维度何谈人性化？何谈人的社会化人性而非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性”？对物质性的一味追求，对动物性的一味满足，对个体性的一味迁就，是目前所谓“人性化设计”的最大误区，更是对“人性化”的最大误解。

　　鉴于此，我们今天应该对作为现代设计准则的“人机适合”的片面性作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应该说，“人机适合”是西方文明所能达到的一种高度，也是体现其特定眼界的特定高度。但是，我们说，光是这个高度还不够。现代设计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高度，一个需要在“人际关系”中把握的高度。我的看法是：设计，一种高尚的设计，不仅要讲究人体工学模数，注重产品的舒适性，强调它对生命个体的物理心理关系；更要考虑社会广度的“人文工学规划”，要考虑产品在“人际关系”中的实际效应和对“人际关系”本身的社会影响。理想的结果，毫无疑问是要有利于形成和促进人与人、个体与个体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 “人际和谐”或“和谐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人机适合”的片面追求，在国际范围造成现代设计的“社会性”缺失，这是于国际设计领域普遍存在的一种危机。在我看来，这个国际性问题，单凭西方文化立场和眼界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他们的哲学和价值观规定了他们的设计出发点。所谓“人本”、所谓“天赋人权”，他们把“人的价值”理解为绝对的个体价值，把“人权”理解为绝对的个体权利和意志，把“人本”理解为绝对的个体存在性，把“人性”理解为绝对的个体生物性。总之，其出发点是绝对个人主义的。而中国人不这么理解人的价值。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中国文化立场上，人的绝对价值被理解为“仁”，即人的社会性或社会化的人性。对中国文化来说，绝对的自我或把自我绝对化从来都是一种不成熟、未成人的表现，是不值得肯定的。对中国人来说，只有当一个人内在地、心性地装着“他人”，形成了“我—他”这样的体现人际关系的“人性结构”，并在“和谐”或取向“和谐”中才成其为人，才真正具有作为“成人”的价值。所谓成人成人，“成”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人”——高度社会化的人。

　　为成就“我”和“他”彼此关系着的“成人”，使人往“成人化”方向发展，让人懂得并遵循成其为“成人”的伦理道德，古代中国有着发达的“蒙学”，有着一个非常广阔、非常宽泛的社会教化体系。除了纯粹的教育外，这个启发蒙昧、促进人格社会化的宏大体系中，也包括信仰、制度、习俗和行为规范，还包括以形制结构、材料质地、风格样式和功能机制来充分体现、贯彻社会教化意向的物用体系。后一方面直接与现代所谓的设计有关。事实上，中国古典器具的设计总是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其中蕴涵着启发、培养和造就“人际和谐”的文化匠心。中国的八仙桌，就是一种让人不仅以身体而且以“良心”（如礼让）介入社会情境，强调并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器具结构和形态。它适应着同时也规定着“共餐”的进食方式，并以拉近并均化进食空间距离的正方形或正圆形形制结构，在“共餐”进食方式中启发、培养和造就以“人际和谐”为尚的人格品行。其取食空间距离的均化形式设计，预设着一种基本的平等意识以及基于利益共享的人性关怀理念，同时也为每个人的向善人格追求预设了一个在社会交往场合中学习、实践并表现的机会。在同一个菜碗里取食，以及某一种食物在桌面上摆放距离的相对远近，总是实际地涉及分享利益的人际关系和伦理道德，相互尊敬、彼此谦让或自我克制等社会化人性，会在八仙桌上得到学习、训练和培育，也会在八仙桌上得到表现和肯定。充满文化匠心的八仙桌设计，为中国人的社会人格塑造，提供了一个最平常、最深刻也最富功效的教化空间。以中国生活方式和礼仪观念来使用长方形的西餐桌，人们会深切地感受到一种源自其形制结构的排异性，它拒绝中国共餐方式所关联的一切人文讲究，除非你选择“吃独食”的分餐方式。

　　正是因为看重“人际和谐”，魏晋时期曾经流行的“隐囊”，一种让人坐得很舒服的“沙发式”器具，没有在中国发展演变成沙发，倒是坐得不是太舒服的“太师椅”主导了中国的座椅形制。显然，家具形制的这种消长关系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刻讲究，体现着中国人以“人际和谐”为追求的文化选择。总之，讲究“人际关系”，追求“人际和谐”，是中国传统器具设计的光辉精神和重要特征。

　　前瞻地来看，世界性的设计问题，需要到中国智慧中找答案。我认为中国设计师最有希望为现代设计开辟充满生机的新出路，提升整个现代设计的眼界和境界，而中国设计事业也可以从中国文化中获得长远的大利益。中华民族作为农耕民族的定居性生活方式，会养成固守家园、珍惜家园、维护家园的社会心理和相应的社会实践体系，这有利于人类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西方文化是在游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行猎、海盗、迁徙、征伐、殖民的非定居性生存方式，使他们不会认真考虑如何长远地维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也没有耐心和时间去做这样的考虑，更谈不上形成一整套有效的社会实践体系。如今，西方发达国家正着力研究高端的航天技术，正在为逃离地球、殖民太空做准备。让现代人骄傲的“宇航”，已在组建逃跑主义的前卫军团。同步发展的信息技术也在做相应的准备，它不仅在互联网上训练人类的“逃逸速度”和“数字化生存”，还被导向将来适合星际漫游的所谓“非躯体智慧”的探索。未雨绸缪中数美国人最务实，据说他们打算去火星植草，好让那里生出含氧的空气来。生命是有限的，西方在研究“非躯体智慧”来克服生命的局限性，力图摆脱肉体，把灵魂转化为信息，以耐住漫长的星际旅行。这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殖民思想和逃跑主义。不过，这种逃跑主义的前景不容乐观，它打着活命的旗号走的却是死亡之路。其实，要想真正地解决问题，就必须回转身来，把我们安身立命的地球建设好。担当这种大任恐怕只有定居民族的思维方式才适合；最有条件领悟定居民族生存智慧的中国设计师，也最有可能担此大任。中国人一贯信奉的“人际和谐”观，可以使中国的设计师走在世界设计前沿，领导国际设计潮流。但前提是，要自信，也要学习，要深入研究设计问题，不仅从“人机适合”角度把握设计，还要进一步从“人际关系”的角度追求“人际和谐”的高境界，更要由此在设计实践上达到文化自觉的高度。

　　中国设计实践的现状显然不尽如人意。我们的设计界现在只问技术不问理论，只问作品的视觉形式不重作品的实际功效，更不考虑功效的社会指向、伦理指向和文化指向。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中国设计便会延误发展和崛起的良机。我们经常接触到一些肤浅而不负责任的认识，譬如，有这样一种为设计不作为而开脱的言论，说是中国的烹调方式不科学，油烟太大，弄得满屋子很脏，不如西方人的无烟烹调干净科学。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设计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逼人“削足适履”地追随一种刻意的设计？我们的设计到底是解决问题、让人民生活自己乐于接受的习惯之中并因此感受到生活的和谐与惬意，还是制造问题、让人在一种非习惯状态中承受“不舒服”和“不惬意”？我们知道，设计终归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的。既如此，我们的设计师为什么不能设计出既保持中国烹调方式又让我们的厨房也干干净净的好炊具，而不是一味地设计微波炉，非要让国人都改变生活习惯不可？难道拥有一个微波炉就拥有了“现代生活方式”，就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了吗？人类生活丰富多彩，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总是非常具体，而引入切合生活方式这个要求，现实问题又会更加的具体。我们的设计要想为人民服务，就必须认真地对待现实生活中那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并在切合中国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找到切实的解决办法。在此基础上，切合中国生活方式的设计要求，还应该引入一种更加高远的考虑，即通过认真研究中国生活方式及其相应的设计形式，深入地了解、领悟和揭示注重“人际和谐”的中国设计思想和经验，把握中国设计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智慧和手段。无论如何，调整现代设计价值取向，提升现代设计境界的世界性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去深入地研究和总结切合中国生活方式、体现中国重伦理、重教化、重社会人格关怀的“人际和谐”设计经验。这一切应该成为当代中国设计实践和设计批评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从“人机适合”到“人际和谐”，是在新历史条件下和新认识水平上提出的一种设计理想和实践目标。它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涵根本地贴近于中国文化。敢信，这方面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实在的成果，将会使中国设计进入世界设计的前沿领地，并且在境界提升的意义上主导世界设计新潮流。愿中国设计同仁共同努力！

　　　　　　　　　　　　　　　　　根据2005年6月25日在“首届中国当代设计批评论坛”的演讲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