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展览馆的门前有两株海棠，每当花开，从树下走过就会听到蜜蜂的喧嘈声，每年如此。自己常到展览馆去，对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花开本没有声音，但群蜂在花丛中那样喧嘈不停，使人觉得花儿也说起话来了。这是春天的声音，是在其他季节中听不到的声音。在这声音之中使人觉得充满了生机，充满了生命的欢乐。过去的诗人在描写春天的时候永乐一个“闹”字，这个“闹”字可说是用得好极了，仅仅一个字，却点出了春天的意境。于非闇先生也曾用“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诗句作为画题，描写过春天。这件为人所熟知和喜爱的作品，使我常常联想起那两株海棠和蜜蜂的喧嘈声。但它比自然更美，一树繁盛的杏花，几只振翅有声地描绘出了充满生机和欢乐的春天，使人读后经久不忘。于非闇先生虽不幸与世长别，但他把自己的艺术留了下来，把他对春天、对和平、对人民的自由幸福生活的优美的抒情诗留了下来，这将是在人民心中永世长存的，人民是要永远纪念他和感谢他的。

　　艺术中的自然是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为依据的，但人们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因为后者经过了艺术家的艺术加工，使它比自然更美丽、更理想、更有集中性和带有普遍性。于非闇先生的工笔花鸟画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正因为它不是抄袭自然，不是对自然作如实的描写。不论是杏花、玉兰或者是牡丹，不论是黄鹂、蜜蜂或鸽子，画家在再创造它们的时候，是寄托了思想和感情的，是有所取舍、有所夸张的。解放的时候，画家已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但十年来一贯辛勤地从事自己的艺术创作，每件作品问世都获得了群众的赞扬。人民的时代为这位老画家带来了青春。他说过：“看的远了，心就亮了。”画家为人民服务的、积极向上的、心里亮堂的思想感情充分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

　　我总觉得工笔花鸟画常常容易失去僵硬，把有生气的东西画得没有生气，把有生命的东西画成了标本，在过去追求形似的时候失去了神。在于非闇先生的作品上没有这种毛病，相反的是有形有神，栩栩如生。我觉得于非闇先生的作品有他独特的风格，很艳丽又不失于浮华，很清秀但不是很单薄，很有装饰风却不流俗做作。用浓厚的、富丽的颜色作画面的底色，这当然是传统中早已有之的。但老画家用来是既大胆而又恰好好处，效果很强但不俗气。“黄鹂玉兰”用的是蓝，很重，但作为白色的花和黄色的鸟的衬托，给人的感觉却是轻快的。这里的蓝，当然不一定意味着画的是蓝色的天空，否则“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淡黄底色，也就成为不可解的。但此处的蓝不仅把花和鸟衬托得更为鲜明，也确实给人以万里晴空的那种开阔的感觉。

　　于非闇先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很可宝贵的遗产，正如齐白石、黄宾虹、徐悲鸿为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一样，是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并使之发扬光大的。艺术在阶级社会中是阶级斗争的武器，美术当然没有例外。美术，和其他姊妹艺术一样，担负着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的崇高任务。在还没有进入没有阶级的社会之前，艺术有阶级性，必须发挥它的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作用，这是绝对的。正因此，如何更好、更大地发挥美术的教育和战斗作用，这是我们美术家不能不特别经常加以关心的问题。要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发挥各种艺术的互不能代替的特长和特殊的功能。我们强调花鸟画和山水画的特殊性，强调它们的特殊功能，不意味着否定或削弱美术作为阶级斗争武器的战斗作用，也不意味着抹模这种题材和那种题材，这种绘画和那种绘画之间的区别。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要求“黄鹂玉兰”去代替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但我们却不能不反对把“为政治服务”作狭隘的理解，把花鸟画和山水画置于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地位。重大主题、重大意义的题材对美术家的创作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们是花鸟或一般的山水题材所不能代替的，这正如休息不能代替劳动，中山公园不能代替石景山炼钢厂。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强调重大主题、重大题材的同时，忽略花鸟画和一般山水画的特殊功能。正因此，我们热爱齐白石；同样，我也觉得有独特创造的工笔花鸟画画家于非闇的艺术遗产应当继承并使之得到应有的发展。于非闇的花鸟画是一朵花，而且也是一朵美丽的花。我们的艺术的百花齐放有它的范围，那就是毛主席所指示的六条标准。提倡山水、花鸟画既不意味着排斥其他，把山水、花鸟画说成高于一切，以此种提倡来否定革命史画和风俗画材的重要性，否定描写劳动人民生活斗争的重要性。当然这种提倡更是在六条标准之中的。

　　为于非闇先生不幸逝世，匆匆作此文略表对这位老画家的悼念之情；对他的艺术的评论很不够，也很肤浅。作为研究，对我自己说来这只能算是一个开头。因为又谈到花鸟画，顺便对“山水、花鸟与百花齐放”也作了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