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没有思想光泽的国土里，其文艺终究是黯然失色。尽管当下中国是个“大师”爆棚年代，其实质不过小丑登科而已。早在１７世纪之前，日尔蔓和俄罗斯两个民族一直处于封建落后和内患外困之中，正是这种历史极端性导致了这两个民族成为一度盛产思想大师和文艺大师的国度，从而改变了历史，成为２０世纪两个最新兴民族。对此，给五四先驱的蔡元培、胡适和鲁迅等人震撼性的启发，激起他们走向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由于五四是乱世烟云，最终不成气候，似乎没有灾难极点不足以拯救中国人的历史惰性和文化陋习。

　　三十多集连续大剧《跤王》[1]，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跤王刘学栋的一生，他显然是个现代版梁山好汉的李逵式人物，耿直忠义、疾恶如仇、英勇无畏。剧情不外是死去活来的男女爱情之媚俗卖点，加之豪情万丈的民族大就义，可谓既能赚钱而又能乖巧“过关”。剧情以驻济日军为打击山东民众的抗日士气，让日军摔跤高手山田与山东跤王刘学栋进行比武，山田因无法取胜刘学栋，便暗中指示“汉奸”独眼龙砸断刘学栋右臂。但是，刘学栋最终不负众望，以一臂之力单打败山田，并使其剖腹自尽。日军以刘学栋幼子做人质，迫使他给自杀身亡的山田下跪致敬，而他宁死不屈，怀抱亲生幼子一同扑向军刀自杀。

　　这是一部很寻常的电视剧，日本人的角色意义显得微不足道，反是“汉奸”占了重头戏，他们无疑迎合观众癖好所特制脸谱。汉奸的阴险毒辣和卑鄙无耻之程度，几乎决定了观众悲欢怒乐的反响程度，这成了编导创作“抓奸”艺术的最高境界。剧中的于局长、地痞独眼龙、药铺老板和账房先生以及诸多无名的汉奸狗腿，他们在舞台上的效果作用远远超过那些正面人物，成为剧情高潮的主要素，没有他们那些阴险卑鄙和面貌可憎；爱情之伟大、民族之崇高全不复存在。

　　曹操与秦桧是传统文艺里的奸雄叛贼之经典角色，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触犯了儒家的纲常伦理，成了千古第一奸雄；秦桧私通外国并陷害民族英雄岳飞，成为历史上第一汉奸。两人都成了三纲五常和忠义道德的反面教材。众所周知，没有曹操的汉献帝，不说天子之虚位，性命恐怕早已不保；岳飞明明死于皇帝之手，高宗惟恐岳飞击败金兵，迎回徽、钦二帝，自身龙位不保。由于中国人习惯只骂奸臣而不敢得罪“天子”的皇帝，正如林彪和四人帮成了文革的替罪羊。秦桧夫妇一跪就是近千年，至于他是不是历史冤大头，事实真相已变得无关紧要，关键在于秦桧能够满足了人们歇斯底里的“抓奸”癖好，到了岳飞坟前均可敲打一下秦桧头，并摸弄一下秦桧婆的双乳（据说过去的王氏铁乳被人摸得光亮，不知今日游人是否享有这一祖传特权）。

　　历史的权力意志对社会集体心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文人和文艺从中起到造势作用。中国自后汉始起，孔子成了圣贤道统和“万世师表”，这些在于权力驯化的秩序作用，而非儒家思想有多么英明伟大。国人意识中的“抓奸”趣味，无疑是一种道德驯化和文艺渲染的精神物产，并成为人们潜移默化的梦魇心魔。黑猩猩群体通过彼此抓虱来巩固集体亲和关系，这种快感乐趣由寄生虫所塑造的集体经验，动物学家们将一群黑猩猩关在动物园，并对它们身上寄生虫进行定时清理，起初黑猩猩仍然保持彼此抓虱的亲和力，由于长期没有虱子导致黑猩猩抓虱兴趣大大下降，彼此关系陷入淡漠状态。抓虱子和吃虱子原本在黑猩猩群体活动中，仅次于美食与性交。中国人的抓奸文化传统显然是受到权力秩序的支配作用，成为集体无意识中的快感经验，并通过文艺和游戏等行为手段达到兴奋满足，因此，民众意识和权力秩序自然不能缺少“汉奸”的存在，所以需要不断开发汉奸，满足社会“抓奸”的心理需要，并通过汉奸的危险恐怖和厌恶可憎达到兴奋顶点。

　　由于“抓奸”已是社会病态的趣味，它必然引起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慌不安，特别在社会动乱和权力斗争的非常时期，它将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人们本能的通过无端告密和争前恐后的揭举他人，达到策略上先下手为强的自我保护。这种心理性的社会疾病在文革时期达到登峰造极之程度，妻子告丈夫、儿子告老子、媳妇告婆婆和学生告老师的“揭发风”一度空前，利益冲突和冤家对头更不在话下。当代博弈论研究也证明了这种相互叛徒的心理模式和恶性危机；文革中造反两派的“革总”和“联总”均以保卫毛主席而相互开火，这种莫名其妙的献“忠”表现，是人们对权力的盲从与畏惧导致普遍不安全感，于是通过诬陷和攻击他人才能到达证明自己的忠诚，正是这种极端自私的自我保护意识引导大跃进和文革的如火如荼。在正常时期，抓奸文化不过是一种文艺活动和道德游戏，不光影视制作善于抓住观众心理的病态情结，连互联网的论坛和博客为了提高点击率，也大肆传载“抓奸”文字。如著名“抓奸”教授河清先生以《今人不知亡国恨，神州翩起华兹舞》[2] 一文，无论观点对错，但在政治道德立场和抓奸热情上均无可指责，小孩子跳什么舞都可能是一种汉奸们的亡国阴谋。拜读这位浙大教授的大文，不难发现当代中国文艺批评存在着抓奸的重要功能，他的《艺术与阴谋》[3]通篇都是“文化逆子”、“艺术汉奸”“国际艺术骨干”等等，这些前所未闻的新字眼仍不外是“抓奸”的老癖好。总之，何清的论说是符合中国抓奸文化传统以及大众心理需求，即便反对河清言论人士也无法超越这一癖好陋习，那些涉及“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文艺评论，全然都变相为一种学术“抓奸”活动。这些现象都充分反映了“抓奸”文化与文艺游戏所潜在社会危机和集体症结。

　　抓“奸”无疑成为全民的一大兴奋点和文艺大卖点。这一癖好显然离不开权力意志、艺术加工和爱国教育的放大渲染。不如说是一种文化宿命（culture fate），即“家鬼害家人，没有家鬼不死人”的诅咒。那些脸谱化的汉奸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心理中挥之不去的心魔，迫使人们需要不停地、自觉不自觉进行抓“奸”，从不安、猜忌中试图寻找一种自我保护的安全感，结果导致一种集体人格分裂和抓奸强迫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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