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艺术就是生活的态度

　　从台湾回来，觉得基本颠覆了我对台湾的原有想象。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在此之前对台湾所听颇多，所见（电视节目、图片等等）也颇多，所获得关于台湾的知识多是从特殊角度的听和看，不能说不客观，但绝对是盲人摸象的结果。尽管匆匆一行只是一周，似乎是浮光掠影，但置身其中，不需要别人替我判断，所听所见者是真真切切的真实。感受一个地方的真实状况依赖于感受的态度，一个陌生人的直观感受和理性判断往往比长期生存于此的人能更清晰地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社会风气、经济状况，毕竟是多了一分比较，所以也就更加客观了。

　　台湾是个宝岛，是个大花园，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会是陌生的说法。全岛是翡翠一般的绿，这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对我这样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这绝对是视觉上的盛宴。台湾的树全似农村房前屋后的树，有人气，不像原始森林那般野性；当然也不像西方园林的树那样被过分地修剪、养护，一看就造作得很，这里的树有的是一分与人相依的自然。台湾太小，景物单一是难免的，阿里山、日月潭美则美矣，却太秀气，少了粗犷的地方，显得豪情不足。还好，台东面向太平洋的悬崖峭壁有足够惊心动魄的气势能够弥补一些视觉变化上的不足吧。太鲁阁大峡谷是真正的好去处，数百万年间流水在玉山山脉里切出巨大的山谷，迂回婉转，起伏跌宕，水流咆哮在深谷的巨石间，打磨出白色大理石清晰的条纹。这样的威严豪气与秀美俱佳的地方，来台湾前竟不知道，自己真是有些孤陋寡闻。

　　前些年在福建出差，知道许多厂家在为台湾生产寺庙构件雕像，认为台湾岛必定处处香火鼎盛，会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壮观场面。来了才知，非也，比之海峡对岸的福建，台岛建庙之风并非盛行，传统的建筑也实在太少。本来，台湾的人文历史不长，老建筑是不会多的。人口膨胀是在近五十余年，建筑则多新的。台东原住民地区信仰基督、天主教的人比较普遍，教堂基本与民居、办公楼无二致。原住民村落也是新式的小市镇，部落的痕迹全无。也许这就是台湾经济几十年高速发展的结果吧。

　　我们同行的几人都感觉到了台北就像到了北欧的某个大城市，当然指的不是建筑，而是一种城市气质的相似。台北是个大城市，有六百多万人口，却毫不嘈杂。街道不宽，却不太拥堵，店面的招牌不太大，也不太多，一般不会影响建筑原来的样子，这一点与大陆街道上多得让人眼晕的广告牌很不一样，且是节奏舒缓但又绝不是慵懒的。每一个迎面而来的人都带着温和的情绪，善良和自信。在台湾没有见到目光茫然、灰头土脸、破衣烂衫行迹委琐的打工族。看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的阶层区别不再明显，尽管有分工的不同，他们的地位差异感却很小。

　　近两三年我不太关心公共艺术问题了，虽然前些年也写过不少相关的文章，主持过相关的课题研究，但渐渐厌倦了，创作上的精力都回到了架上雕塑创作方面。厌倦于公共艺术发展的现实背离艺术太远。大多城市的公共艺术是门面工程，匆匆上马，劳民伤财，而艺术家也乐此不疲，作品毫无创意，多求气势追人、体量压人。意味全无。题材取意多求重大或口号翻版。特别是近几年公共艺术竟成大产业，大江南北公共艺术已无处不在，多雷同、多乏味，完全是产业化结果，与艺术渐行渐远。另外，对有关公共艺术的文章也不愿多读。公共艺术在数量上显现的繁荣引起艺术理论家的关注不少。相关的专题研讨会开过不少，书籍有了几本，文章就更多了。不过，大多让我读了就头痛。引经据典考证什么是“公共”，什么是“权力”，什么是“社区”，从海德格尔到福柯，从政治学到社会学、心理学，就是不谈艺术，生生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了。不知为什么，一旦做理论，一些人就怕别人说他不够高深，一定要把最浅显的道理用最晦涩的文字扭曲。如此一来，这不着公共艺术边际的文章也煞是热闹，但是和公共艺术的实际发展毫无瓜葛。

　　台湾一行，所见街头广场、园林的公共艺术颇有趣味，又燃起来对公共艺术的兴趣。台湾的公共艺术和它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样，质朴而又典雅，有一丝创意上的巧妙，却又似不刻意而为的结果。台湾的公共艺术没有大陆那么多、那么大、那么耀眼，大多平和得很。

　　台湾的广场不多，也不大，中正纪念堂前、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广场很大，并没公共艺术的安置。在某些小广场偶尔可以见到历史人物的纪念像，比如孙中山、蒋介石、于右任等等，更多的是台湾本土的人物。纪念像的体量一般如真人大小，表情比较轻松。在嘉义市中心广场的蒋介石像俨然江南乡村的糟老头。这方面与大陆常见的纪念像真是大不同。我们看惯了几十年来历史人物的威严、肃穆，习惯性地表现纪念像高大、威武、严肃、横眉冷对，一副绝对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艺术家对历史人物应该有自己的判断和艺术处理，但是把历史人物都表现得有如冷血动物就太不客观了。让历史人物走下神坛的工作还要做下去，还原人物的人性特点并非意味着不是歌颂。当然，台湾写实人物作品的整体水准比较一般，实在是个缺憾。记不清是哪个城市看到的于右任像了，结构比例均失调，衣纹处理和身体姿态没有关系，非常松散，像是民间手工艺人硬着头皮完成的作品。

　　台湾一些城市的街具就是公共艺术品。地处台东的花莲盛产大理石，可以看到许多大理石材料的座具、装饰小品。座具设计大都很简洁，但多变化，两人座、三人座、多人座，连续、转换、错位组合，很有意思。大多最大限度保留材料本身的体积，减量不多。设计中融入了人体工程学，视觉上、触觉上都比较舒适。一些装饰小品与街具风格一致，多是抽象的体面转换和肌理变化。街具和小品贯穿，别具情趣。

　　台湾是个大风景园林，而小园景观又无处不在，设计都不太复杂，有草、有错落的树，有变化的小路通过，“造”的痕迹不多。高雄的爱河沿岸是休息的好地方，地处闹市间，却是闹中取静。草不是很齐整，有些杂草点缀在里边，更有些韵味。安放一些小雕塑，不太多，好像很随意地选择的位置。一座门状结构的作品让我很喜欢。白色的大理石刻出一个方洞，常人般高低，前面组合四五十公分高的铜塑，可爱的女孩从海贝中站立。

　　整个台东沿海是台湾的旅游热线，其中并没看到多少游人，但处处都经过精心的改造，或者说是精心点缀使之更美。有些公共艺术品让我拍手叫绝。在一些海岸上只是用自然形态的木材、竹竿组合就成为一件件艺术品。每一件都让人感到有思乡的震撼，就如同看到西班牙雕塑家齐立达在海岸的《风梳》。

　　台东风景管理处前的坡地上，散放着一些石雕，可能是某次雕塑创作营的作品，有20多件。大多是表现形式自身的美，都很温馨。管理处是个开放的空间，和周围的自然环境是连续的。只有公路前的标志牌才会让人知道这里是一个管理部门。标志牌用两块原石，上嵌两块造型简单反光度极高的不锈钢几何体，感觉很传统，也很现代。在北回归线纪念塔等地都可以看到这种设计趣味横生的标志牌。在大陆我们所见的设计越来越复杂，材料越来越豪华，这是设计出发点的不同。

　　在台湾的不少地方可以看到杨英风、朱铭等岛上雕塑名家的作品。在花莲的一个小乡村竟然见到了日据时期台湾雕塑家前辈黄土水的作品。在台北百货商场门口，一对铜狮吸引了我的注意。有中国传统猴子造型的气象，但更加有生气，更世俗化，一看说明，是杨英风的大作。

　　台湾的公共艺术表现大事件的很少，基本是唯美的、抒情的、装饰的，我们在大陆常见的主题在这里几乎没有。艺术在这里承担了她本该承担的责任，尤其是公共艺术更该如此。表现二•二八事件这样重大主题的作品也有，但是基本表现的是对于经历者的同情和对历史的反思。在南投郊外的《二•二八事件台中纪念碑》是车辙组成环状的造型，从车辙可以体会到战车的速度、力量，历史上那一刻的剧烈的冲突重现了。作品没有对事件双方批判和颂扬，而是表现事件本身，让观众去思考。唯有的情感是对人生命的惋惜。

　　台湾的公共艺术比大陆的公共艺术更有亲和力，究其原因，在于公共艺术反映了人的生活态度。如果你想让每天都可以看到无数铿锵有力的宣传标语的艺术家创作的公共艺术没有点张扬气是很难的，所以《风帆》《升》《奋进》等张牙舞爪的作品出现是顺理成章，处处在名人典故里找公共艺术主题，也就好理解了。尤其是刚刚有钱的暴发户心理和常常作为门面工程的必要前提，公共艺术当然就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了。台湾经济高速发展了几十年，社会已经非常成熟。对公共艺术的诉求是让生活的环境更加平静、美好，公共艺术的设计当然就表现的单纯、可亲了。

　　整个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映射，是跨越不了的。当金钱不再是我们炫耀的资本时，我们去享受生活原本的乐趣，才会平静地体会艺术的美，艺术才不会总被表现的情绪喷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