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批评家和艺术家参与到了关于现代艺术的讨论中，在1986年到1989年之间，涉及到的话题有“大灵魂”、“纯化语言”以及“新学院派”，不同立场的辩护者都相信自己是时代的真正代言，他们都不清楚，争论各方共同面临着本质主义的危机。叶永青回忆说：

　　以后的日子里，新潮那种太多太杂乱的文化负荷使当时的创作状态难以为继。绘画被淹没在文字和哲学的定义和图解中。我那时的一张油画《奔逃者》在创作中，令我困惑的是形象已无法恢复纯净的本来原面目。

　　这里提及到的《奔逃者》参加了1988年在成都举办的“88’西南现代艺术展”，构图中的“奔逃者”应该是艺术家自己，他像一只老鼠一样试图逃离恶魔一样的工业环境。直到1989年2月的“现代艺术大展”，叶永青与他的伙伴例如毛旭辉、张晓刚一样，完全没有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模式，甚至直到9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他们对80年代的终结也深感不情愿。

　　人的观念与感受不能够预设，只有当美术馆一楼发出了枪声，只有曾经无数次絮叨的思想和观念突然在一个夜晚里被禁止继续述说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去思考明天究竟应该如何去对待？叶永青看到了虚张声势的哲学的失败，看到了现代主义理想成为泡沫，他与大多数现代主义者一样，这促使了他在完全不甘心的状态下开始检查80年代本身的问题。他承认在“对8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初期的文化现状进行抨击时，我不仅陷入矛盾的困境，而且陷入一种深深的，近乎感伤的忿恨。”

　　事实上，从1989年6月之后产生的“忿恨”深藏于每一个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采用完整的说辞来描述内心的变化，他们感到的无助来自复杂的政治现实对理想主义的彻底毁灭。这样，失语成为普遍的现象。在重庆（1989年底到1990年初），尽管叶永青与批评家王林和艺术家王毅谈论着“理想”和“观念”，可是，这个时候的讨论话题是对曾经坚守的立场的拒绝；“在北京，我住在栗宪庭家那间曾经在潮流中车水马龙的客厅，如今这里人去屋空寂静的近乎凄清，我和老栗一整天一整天地闷坐着抽烟，听窗外悦耳的鸽哨回响，晚上我们和方力钧、刘炜喝酒打发时光”。

　　尽管叶永青看到了方力钧、刘炜作品中透露出来的鲜活的趣味，他也同意这样的趣味是这个沉闷的时期的最准确的表述，可是，他的内心仍然不同意“本质”的丧失。矛盾的是，他开始受到影响，承认80年代的“理想”和“观念”有虚假的成分，他本来就对那些哲学观念的陈述有些困惑，一种新的美学态度肯定可以支持自己“时刻期望轻松自如的状态”，他在方力钧那里看到了王朔的《我是你爸爸》，他觉得这种对现实和理想甚至崇高给予彻底否定的态度似乎也有其道理。可是，无论他如何设法劝导自己改变观念，适应这个变化的现实，他还是承认：文化已经溃败，内心“无处着落的恐慌”油然而升，他承认“没有摆脱80年代的影响，在文化上依然怀有某种目标。尽管我们再三地谈论‘89’后艺术’、‘后现代’，然而，我很快感到悲哀，我知道‘89’后艺术’没有真正知识分子活动的地盘”。

　　没有什么比现实的力量更强大，叶永青仍然被逼迫着不停顿地思考问题。1991年初，艺术家仍然强调了艺术揭示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强调了“命运和抗争、境遇和生存”以及“在失望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可是，这些词汇与表述方式与已经出现的“新生代”的立场没有共同之处，与即将被称之为“玩世现实主义”丝毫也不吻合。方力均表述过这样的思想：他对任何思想与劝导没有信任。而对于一个相信“人的价值”的艺术家来说，在新的趣味和自我立场之间该如何是好？

　　作为艺术家，叶永青继续涂抹着画布和纸张，他使用了油画颜料，可是，他也“尝试用丙烯和综合材料作画”。他甚至也使用毛笔和水墨。我们在他早期的作品中就已经看到了一个特征，艺术家总是使用薄薄的颜料作画。作品通常的效果让人联想到水彩和传统国画。叶永青不回避他的这个趣味，他认为这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气质的反映。即便早年完成的那些接近塞尚的圭山风景画（1983年），尽管他注意到了塞尚对自然的结构性和抽象性的理解，却也在纸上仅仅以很薄的颜料进行涂抹，而完全没有学习塞尚厚厚的笔触与刮刀处理。在向毕加索学习的过程中，他也完全没有相仿那位西班牙人的放肆的表现。长时间的实践使得叶永青开始了他自己很久以前就有感悟的传统文人笔墨的书写表现路线。他自然没有去学习传统的笔墨，但他领会了那些古人笔墨中的趣味与气质。可是，在一个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装置、行为以及综合材料的艺术已经成为常识的背景中，什么是自己的艺术道路？叶永青检讨过自己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的特征：

　　这样，我们这辈人在文化上被注定要扮演尴尬的双重角色，一方面我们拒绝那些独断专论的“绝对真理”和不可能的“终极关怀”，另一方面我们同时不能忍受不负责任的，急功近利的，虚假的文化现状，试图拆除那些人为的思想障碍。我们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无边的旷野，没有方位，没有目标，也没有道路。

　　1993年，叶永青针对1989年后一段时间里的现实，将自己和他的一些思想趣味接近的朋友说成是“没有敌手的堂?吉诃德”，他们发现真实的历史还没有廓清，居然就被“解构”了，他说的是“一切就自行解构了”，这当然是一个含糊其词的表述，没有“自行”，只有强迫。但是无论怎样，由西方思想在大脑里唤起的“风车”真的被解构了，这是事实。可是，他们很快就找了新的“风车”。对于叶永青来说，1991年出现的“波普”艺术也许是一个有针对性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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