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互联网，虞村的画在民众中激起了普遍的愤慨，这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够通俗，恰恰相反，它们太通俗了！

    　然而，“通俗”在虞村这里，却喜剧般地颠倒为耐人寻味的“反通俗性”：它被敏感的民众非艺术地误读为某种歧视与丑化，而在少数人那里，则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作品的主题（即被虞村反复描绘的“荒诞之人”），单纯地将它解释成画家在某种特殊放松状态下的产物，出于对学院写实规范的放弃与藐视，最终目的，似乎仅仅谋求一种“不及物”的形式自由而已。但是，虞村的画显而易见是“及物”的，关于这一点，民众比专家看得更清楚；只是由于民众的价值判断总是因为过分倚赖常识而失之简陋，他们无法了解扭曲和反喻有时比现实照相更接近真实，今天的一部分当代艺术，则恰恰是一面从“尘世间”分离出去又返身折回来的变形镜。

　　不论虞村所采用的表现方式是写实还是涂鸦，是拘谨刻画还是胡涂乱抹，都同样处在艺术史既有的传统脉络之内，无所谓新旧之分，关于这一点，现在还不是我要谈论的焦点——我要阐释的，是虞村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人的状态”（而不仅仅强调虞村个人的状态）：“他们”正在朝一个未明的方向退却，虞村下意识地创造了“他们”，一群茫然无措的人，一群相互分离又挤作一堆的人，一群丧失了言词能力的人。从表面看，虞村的画中人都来自他的身边世界，杂志画报、新闻图片和私人快照为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可是画家的兴趣似乎完全不在描绘这个身边世界如其所是的外表。奇怪呀，虞村寻求的难道真的不是反讽和反喻？他的篡改加搞怪、恶作剧加肥皂剧、漫画加涂鸦，他对儿童稚拙想象和精神病人内视妄想的模仿，难道也真的不是一种对佯狂和佯傻以及对黑色幽默的有意识努力？而在他笔下呈现的愚人奇观，用笔草率，形象粗鄙，一切都如此漫不经心，究竟所为何来？虞村的画其实从来就不是为了给民众看的，将它们发表在互联网上不过是画家的一次私人博客式的展示，事后却被意外地证明此举还是一种有趣的测试：民众容忍度之脆弱，由于对自身美好形象的虚幻想象遭到了一个艺术家的玷污，他们觉得被激怒了。民众永远拥戴取悦他们的人。这段幕间曲，因虞村的无意冒犯使得他的作品玩笑般地具有了尖锐性。　　　　　　　　　　　　　　　　　　　　　　　　　　　　　　　　　　　　　　　　　　　　　　　　　　　　　　　　　
    民众有什么不可以冒犯的呢，他们很快就一哄而散了……还是看看虞村的画吧：那些弱智之人，那些反文明之人，在他们身后，是我们非常眼熟的背景，那里恍惚是“我们的时代”之遥远记忆，他们则类似舞台上的滑稽傀儡，丑角，面对我们这些自以为是的严肃看客，浑然不觉、表情无辜、呲牙咧嘴；他们仿佛是一群额叶被切除的精神病患者，没有忧虑，没有痛苦；他们象动物园里的狒狒，沉浸在自己的内在情境中；他们窄额、浓眉、厚唇、小眼，这些返祖症候令我们想起亿万年前的未来。毫无疑问，虞村的画上并没有标示诸如此类的剧情说明，但是阅读，难道不正是“阅读从来未写出之物”？

　　向民众的政治无意识和僵化的审美惯习发动小小的挑衅，无论虞村本人是否有意这么做，我的评价都是积极的——当代图像生产所编造的最大谎言之一，就是对“人的形象”和“人的生活”进行不遗余力的美化；这种幻像制造之弊，已成长为民众生活中的舆论一律。民众总是认为，只要他们所认定、所思考的事物是怎样的，那么该事物就应该以他们认定、思考的样子在世界上存在着，当然，表现这些事物的艺术也必须和他们的认识、思考相一致。这是何等的傲慢啊！民众无法以迥然不同的方式来获取有关那些事物的“其它知识”，更不要说获取“相反知识”了。民众的这一心智特征所造成的历史后果是：他们宁肯相信江湖骗子、蛊惑家和政治领袖，他们喜欢奉承、赞扬、恭维，他们地位低卑却热爱空洞的崇高概念，结果他们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强迫为螺丝钉式的历史工具或沦落为散沙式的历史牺牲品。但艺术家要做的事情恰恰相反。
虞村作品里的人物，他们的原型来路广泛，到了画家的笔下差异却被削平了，成为一种“类型之人”。虞村所着力的不是在他作品中表现丰富的差异，而是将自己的作品系列演变成表达人类某种“特殊性”的单一空间，在那里，差异是被取消的。我无意把虞村的作品看作某种体制或某一时代的转喻或象征，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无所不在的麻木、惊愕、傻笑、茫然，那种反常和荒诞，都远远超出了任何特定体制与具体时代：它好像隐喻了“另外一种逻辑”，那些画中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和逻辑里面，他们有可能是快乐的吗，他们是自由的吗，他们是白痴，笑面人，还是沉默的智者？

    技术被简化，一种或几种表情的重复，从匮乏中透出丰富性，将粗野和幽默揉为一体，意义的模糊，沉思，幼稚肤浅，笨拙，反崇高反庄严甚至反优美，没有象征，没有预设的意图，乌合之众，歧义，嘲弄，对嘲弄的嘲弄，呆滞的狂喜，这就是我所能分享到的虞村的画。

　　我们完全可以从一切有关人的严肃定义中把自己解放出来。人存在于一系列定义之中，但人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大大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它简直难以言状。人可以尝试任何可能的姿态，尤其以自身外表的各种姿态，体验某种假象，体验某种神奇，体验某种荒诞，这一切，从本质上说，都是喜剧性的。画家在此享有特权，他们有权恣意妄为。至于我，就象阿甘本所说的那样：“我只能谈论它们，不能断言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