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是与人联系最紧密的感官之一，看、听、嗅、触，皆是过眼云烟，须弥消散，而吃是主体与客体合二为一，互相融合，互相改变，结合到原子核。饿鬼地狱一般的人间，贪妄四起。吃是消费中的纯消费，损耗中的最损耗。人在一天中要吃三餐，无聊、乏味与疲惫，莫过于此。吃是上帝给人的最沉重的负担和刑罚，使人“为了混口饭吃”而奔波劳碌。所有的阶级、种族问题，所有的敌对、仇恨、恩怨，好像都在吃饭的一瞬间得到暂时的温情的弥合。抽象的吃，是全世界最普遍的人类属性，而具体的吃，则给人划定了身份和界限，吃所带来的是绝对差别，可以清晰的体现出不同的阶层、国族、文化、价值观体系，以及观念的鸿沟。

        一、不平等与差别

　　你吃什么，你就成为什么。从物理学角度讲，人的DNA、细胞壁、蛋白质都由吃进的物质从新构造生成；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吃的内容、种类和品质，则展现了充满差异的生活方式本身。在王宁德的《最佳新闻奖》系列摄影作品中，一个头发散乱的老年妇女从有待拆迁的红砖墙建筑窗口跳出来，身边散落的是烂苹果、皱山楂、葡萄托、瓜子皮；与之相对的是，另一个跳楼的都市青年洒落出的则是各色小巧的胶囊和药片，他们是致幻片、维生素或者兴奋剂。城市贫民挣扎的绝望与都市青年享乐的虚无，都透过零食铺陈开来，在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化的过程中，人的属性不再以生产的种类（如工、农、兵等）来命名，而是以消费的群体来划分（如金领、白领、蓝领等）。高收入者的饮食习惯是考究而奢侈的，注重环境、气氛和文化；低收入者则是必要的养份的摄取和补充。由收入所带来的阶层分化在吃的品质上制造出的差异，已经逐渐累积，增大，并固定下来。正如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趣味的优越性不过是一种幻觉，它根源于人们想进行等级区分的企图。”对卡布基诺、提拉米苏、哈根达斯的喜爱，不过是对自己已有消费身份的确认和炫耀。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朱熹语），国族身份也会体现在吃与不吃之间。王音用疏散的油画笔触复制了南宋李唐的《采薇图》，画的是商代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在首阳山上采薇代食，最终饿死的故事。李唐身处乱世，用此画来表彰以生命为代价确认国族身份，保持民族气节的人。王音此时此刻的重画，让人联想起了对“吃了嘴软”的汉奸心态的嘲讽和无奈。汉奸和叛徒以一种否定性的形象无处不在的闪现，代表了中国现代性某种内在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往往对身体的痛苦非常敏感，信奉“有奶便是娘”的生存哲学，不是被钢铁炼成的。在“吃香的，喝辣的”召唤下，饥饿往往能够冲破理智，从而丧失了身份，沦为鲁迅所说 “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

　　1857年，恩格尔(RobertF.Engle)提出，一个家庭收入越少，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费用所占的比例就越大，这一观点被称为“恩格尔定律”。恩格尔系数=食用支出额 / 消费总支出。这个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国际性指标。吃，也成了国际性问题。刘韡用白瓷的碟子、碗、杯等餐具组成了一系列重型武器装备。吃什么，怎么吃，不仅仅是个人的吃，还是社会的吃，它代表着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斗争和冲突。《China》隐喻了消费文化所代表不见硝烟的充满后殖民色彩的战争，它穿越了一切界限和障碍，首先在餐桌的杯盘碗筷间敲响，从口唇处张开，带着前所未有的杀伤力，如同拉伯雷描述的贪食的巨人，用强健的胃吞没一切。安迪·沃霍尔用“布里洛的盒子”和“麦当劳”打造了美国标志性的消费文化的景观。美国导演贝尔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1987年来中国拍《末代皇帝》时，曾经感叹到，终于还有一个国家没有被麦当劳、肯德基占领。但他不曾想到，他正是麦当劳进入中国的序曲。那时，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开业，其冲击力超越了曾经有过的任何思潮，人们用历史罕见的汹涌人潮拥抱了它。王庆松摄影作品《又一次战争》，让我们想起了相关话题。他顶着强烈的炮火和弥漫的硝烟，率领着武装到牙齿的战士们，伤亡惨重、伤痕累累的向被占领的高地冲去。前方敌人的战旗，正是巨大的麦当劳标志——那个略带嘲弄，永恒而普世的奶黄色的圆体大写“M”。

　　吃的文化赋予从《圣经》到《离骚》由来以久，不仅反映出政治经济的对抗状态，更多的体现在文化谱系的多元共生。宋冬的《吃盆景》在不同的国家实施，就采用当地不同的原料，充满了不可预知的丰富性，重磅火腿、巧克力、果冻、饼干，搭建成的现代化都市与鱼头、火锅、鸡爪、花肉，拼成山水盆景意境自然不同。其中“搜尽肉峰打草稿”、“一片孤城万肉山”、“江山如此多肉”、“鱼肉江山”之类的题目，也是利用中国打油诗的形式调侃传统文化，无法翻译。食物承担了记忆，提供没有罪恶感的历史。东方菜肴总是承载对纯正味道的追求，对历史传统的记忆。出于对环境变迁的排斥，对现代进步的怀疑，对新奇文化的反感，怀旧与思乡四处弥散，渐趋成为一种主流情绪。陈箴的《双圆桌》把西式的旋转圆餐桌和中国的老式圆木桌衔接在一起，并在周围镶嵌了三十把各式不同的中西椅子，上书“永恒的误会”五个大字。这件为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而做的作品，说的却是东、西方文化的各自的思恋与差异，以及不可抗拒的全球化与区域性的矛盾。杨大治的《中草药》表现出对东方主义情感的怀恋，出于巫医、食药一体的兴趣。他绘制了传说中的“不死长生之药”， “消病祛灾之药”，可以主治“怀才不遇”，“穷困潦倒”，“生不逢时”等重症恶疾。他以妖野的水墨符号和按照功能创造出的盒装中药，营造出了充满原始想像和现代欲望交融的巫术祭祀的道场。在科学宣布了统治一切的合法性后，传统的巫术、医术与饮食疗法依旧可以使病痛得以抚慰。台湾的女画家吴琼华把“槟榔西施”做为描绘的主体。把“槟榔西施”作为土产文化的象征，体现了急迫寻找特有地域文化现象以确立身份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