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看来，身体是主体联结世界、进而理解世界和自我的本源在弗洛伊德看来，身体作为欲望的主体和对象，具有建构秩序井然的道德世界的功能；而在福柯的观念中，身体则是权力斗争的场所，规训的对象。其实，哲学家们对身体能量的重视，与艺术家们的艺术创作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文化现象。

　　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生长于中国历史情境中的中国艺术家，关于身体的观念，以及对身体的表达，都与他们的个体或社会体验有关系。正是在这种体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对身体的艺术表达方式。本文将从男性艺术家的身体观中的政治立场这个被限定的角度，反思身体艺术在当代视觉艺术和文化中的意味。

　　一、启蒙、男性话语与裸体艺术：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少量的裸体图像主要出现在宗教艺术(包括巫术艺术)和秘不示人的情色艺术春宫画中，前者的精神诉求和后者的本能呈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选择，在视觉艺术领域内，显然是拒斥对肉体和本能欲望的表达的，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20世纪从西方引进的写实性裸体艺术，从一开始就被启蒙思想家们视为反封建、反礼教的锐器，并让其承担人性解放的启蒙功能。在20世纪早期与刘海粟有关的人体模特风波中，人们能感受到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剧烈冲突。这意味着从西方引进的裸体艺术，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直被启蒙知识分子视为反封建、反专制，反禁欲主义、倡导人性自由和解放的武器。有意思的是，这种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是以人体之美、特别是女性人体之美的话语方式展开的；这一事实同时也说明，这种关于女性身体的美学是政治性的。

　　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关于裸体艺术的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是有差异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裸体艺术与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裸体艺术因承担反封建的启蒙精神而最终获得了生存的权力。

　　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美术中的裸体艺术一方面承续了20世纪早期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也因这一历史情境的改变，出现了新的文化指向。

　　众所周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近30年中，人体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一直是被禁止的，其原因主要在于：在那时的艺术观念中，人体艺术表达的是资本主义腐化堕落的世界观，张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普遍人性论，具有反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反动性质。所以，除了高等艺术学院的美术专业有作为基本功练习的裸体课之外，其它一切与裸体艺术相关的艺术创作活动都被禁止。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了顶峰，因为这场革命具有特殊的身体观念，那就是身体的阶级性和无性别特征．以及革命的灵魂、思想和精神对身体的绝对优势。这些“文革”时期的典型特征，不仅反映在“革命样板戏”中，而且也在美术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正是这种历史背景导致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开始对人体艺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如著名美术史家邵大箴在《世界美术》发表的关于裸体艺术的文章．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争论，而上世纪70年代末由袁运生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生命的赞歌》，也由于有女性裸体艺术的出现而产生了巨大的新闻效应，并在文化界引发了是修改还是保留的争论。事实上，当时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既是对“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也是直接导致裸体艺术创作再度出现的重要理论背景。

　　裸体艺术在1988年有两件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是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理论家陈醉的《裸体艺术论》在1988年出版以后，成为当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一本学术著作在当时所引起的轰动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二是1988年的《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参观展览的人数之多，热情之高，身份之复杂，心态之微妙和暧昧，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同时，《人体艺术大展》也在当时成为新闻媒体、批评家、文化学者关注的中心。可以这样认为，1988年的《人体艺术大展》在中国所引起的震荡，不仅非常准确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独特的文化景观，它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启蒙话语在人体艺术中所取得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说，它甚至类似中国的现代主义先锋艺术在1989年《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取得的胜利。

　　在裸体艺术领域之中，启蒙话语的有效和成功是双重的，即一方面使人性解放的宏大叙事深入人心，使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最终战胜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和实践，另一方面也使人体艺术在架上绘画上获得了合法地位。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架上绘画中的人体艺术，特别是表现人体之美的裸体艺术虽然仍在发展，但是，它再也不能引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文化上的关注，由此可见启蒙话语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所取得的成功。

　　二、启蒙、男性话语与裸体艺术：科学的宏大叙事

　　在20世纪的历史发展中，启蒙话语在人体艺术领域里的另一个宏大叙事就是科学。我们知道，民主和科学曾经是中国20世纪现代性进程中最重要的两个口号。在人体艺术上，科学的观念不仅对于学院的人体艺术教学起了关键的作用，而且作为一种艺术题材和样式也一直影响着20世纪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观念。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人体艺术作为一门艺术形式不可以在公开的艺术展览场所中出现，但是作为美术学院的基本功训练，仍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很显然，在此方面，启蒙话语中的科学观念，无疑起着支配的作用。美术理论家陈醉在《人体模特与人体艺术》一篇回顾性文章中，谈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人体艺术上的一次政治事件，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

　　“在‘千万不要忘记斗争’的‘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曾在一份《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題》的报告中批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解决它。角女模特儿是不是洋教条？可不可以废除？”我意应坚决禁止，我决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儿。’  1964年8月，文化部被迫据此精神发出了《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这对美术尤其油画、雕塑教学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于是中央美术学院闻立鹏等三位教师不得不为此上书党的最高领导，1965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批示：‘此事应当改变。男女老少裸体模特儿，是绘画和雖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学科，不惜小有牺牲。’”

　　毛泽东从反封建和科学的立场反对禁止课堂人体写生。由此可以看出启蒙的科学话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7年的艺术领域中的影响力。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中，艺术中的科学主义是和写实主义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而写实主义又和西方的解剖学、透视学等一系列艺术实践相关联。人体艺术，包括女性裸体艺术也就在这种启蒙的科学话语中被倡导，并得到极大的发展。即使到上世纪改革开放的80年代，尽管科学观念的启蒙话语在影响力上远不及于人性解放的话语那么宏大，那么有吸引力和冲击力，但仍然是推动人体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如果我们考虑到关于女性人体美中的人性解放和科学的话语属于启蒙的范畴，那么它表达的无疑是男性社会的主导思想，因为启蒙——按一些女权主义的说法一仍然属于男性的专利，它来自西方以人(即男人man)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和崇尚理性的文化传统。其实在中国20世纪艺术史中，不管是当时创作裸体艺术的艺术家(特别是成名的艺术家)，还是那些为裸体艺术特别是女裸体艺术提供人道主义人性论的合法依据的理论家，基本上都是男性。所以，从性别角度看，裸体艺术也好，人性的解放也罢，都只是一次男人的盛宴，一场男人的狂欢。

　　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裸体艺术美的启蒙话语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往往在人性解放的名义下被忽略，遮蔽，或视而不见。这是因为裸体艺术特别是女性裸体形象，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观看她的主体，即男人。这也就意味着女性裸体艺术既是为男人的观看服务的，也是在男人的观看方式中被建构起来的。在中国20世纪的文化语境中，我们之所以看不到男人的观看方式对女性裸体艺术的绝对支配权力这一事实，是因为对于中国20世纪的文化问题而言，反封建、反禁欲、反专制，以及倡导人性解放的价值和意义，使我们忽略了女性裸体艺术中所包含的性别权力关系，而这恰恰是需要我们重新反思20世纪裸体艺术在性别权力关系中的地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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