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股新的“传统文化热”在不断升温。我以为，这种“传统文化热”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人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获得新的“文化自信”的表征，也是告别近现代中国历史深重的“民族悲情”的表征。它显然超出了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限定，已经具有了全新的文化形态。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国家主权的不完整，以及民族的屈辱和失败的痛苦记忆，也由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以来所显示的贫穷和积弱，使得中国“现代性”不得不在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中建构自身，所以，“五四”新文化就是以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为标志的。对于传统的反思和批判当然是以一种对于民族危机的深重的文化焦虑为基础的。

　　这种文化焦虑正是一种深刻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断回到民族的光荣之中寻找民族奋起的支点，这种光荣可以说是一种“抽象”；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在批判传统中寻找民族新生的可能，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可以说是一种“具体”。于是，我们对于不平等世界秩序的反抗和我们向西方学习，正是中国“现代性”赖以存在的基本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国人深重的“民族悲情”不得不以“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留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种“落后”和“挨打”的关联正是中国“现代性”最为深刻的痛苦：“落后”是历史造成的困境，“挨打”却是无辜者受到欺凌；“落后”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的困境，但“挨打”却是弱肉强食的不公不义；“落后”所以要学习和赶超，“挨打”所以要反抗和奋起。反抗和奋起来自一种“抽象”的民族精神，而学习和赶超却是“具体”的文化选择。这就造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文化焦虑的难以克服。一方面，我们时刻肯定民族的存在的理由和民族的辉煌传统，以改变“挨打”的屈辱；另一方面，却又在尖锐地批判和否定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限制和困扰，以克服“落后”的难题。

　　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改变了我们“挨打”的历史，那么，改革开放的30年的历史则在相当程度上让我们有机会告别“落后”。我们终于有了在具体的层面上再度回到传统去寻找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历史机遇，而全球化的冲击又让我们感到一种强烈的“具体”的文化传统“空洞化”的危机感。这是“现代性”的历史留下的问题，一说起传统，我们往往可以“抽象”地谈论五千年的文明，谈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但一旦我们在现实中寻找“具体”的传统文化的表征，却发现我们的传统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象征性的表现中都显得相当空洞，反而不及一些历史没有我们悠久、文化不如我们深厚的国家在这一方面对传统的保留更充分。

　　因此，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的合理性，也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具体而细微的表征。所以，这一波的“传统文化热”往往来自对于传统的许多具体方面的弘扬，如“祭祖”、“读经”、“汉服”的流行其实正是试图将传统的仪式、服饰乃至教育方式等等历史的具体形态加以复活的表现，这些行为是否得体和合适当然可以讨论，但毕竟显示了我们对于传统的“具体”的需求。应该说，“抽象”的民族精神从来也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丧失，但“具体”的文化形态的流失则是我们所讨论的中国“现代性”的必然。但今天的经济成长和和平发展让人们有了在文化的具体性上寻找传统复活的机会。这种“文化自信”当然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它是人们告别民族悲情，克服今天传统的“空洞化”的努力。

　　当然，“文化自信”必须以一种“文化自觉”作为基础和前提，没有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就有可能表现得盲目和简单。克服传统的“空洞化”其实并不是简单地“复古”这么简单和这么机械。这里有三个方面值得我们关切：

　　首先，我们要将“传统”视为一个发展和流动的概念，这就要避免贵古贱今和厚古薄今。我们不仅仅需要晚清以前的“传统文化“，也需要近代以来中国人追求“现代性”的新的传统，更需要三十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和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的宝贵的文化资源。其次，弘扬传统其实更需要开放。这种对于传统的寻找，不是对于全球化的对抗，也不是简单地变成一种自大和自负。“自信”是好事，但自大和自负就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第三，“传统文化热”也要避免一哄而起、一拥而上的心态。民间的弘扬传统的活动当然可以有多样发展的空间，但由政府主导的活动，却应该经过认真的论证和反复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