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末春初的维也纳，时时有寒风细雨袭来。在艺术家工作室里，却总是充满热气。在奥地利总理府艺术司的安排下，通过金玲、李述鸿女士的引见和翻译，我访问了几位女艺术家，在她们的工作室喝咖啡，品尝她们准备的葡萄酒、奶酪、熏肉、甜点等典型的奥地利食物……女艺术家们个性各异，有的就像熟人一样好接近，有的较矜持和腼腆，但只要谈她们的作品和艺术立场，马上就和你有一连串说不完的话。她们谈到艺术，或激情奋发，或曲折深沉；或充满奇思异想，或带有火药味……但大家都能找到顺畅沟通的渠道。尤其是当她觉得你读懂了她和她的作品以后，她就和你以最快的方式接近，并希望你对她们的作品更深入的了解。看来，女性艺术家之间希望沟通和交流的心情一样，看她们的作品和与她们交谈，猛然间发现彼此之间心照不宣的联系。有的女艺术家在作品中强调性别观念，有的则不然，她们往往更多强调“我”，包括“我”的经验，“我”的经历，“我”的感情，“我”的方式、“我”的个性、“我”的方方面面等等。当然这也完全符合当今女性强调文化上的“独立自主”的思潮。然而这也可以看到她们正在付出的艰辛努力，她们在艺术史的长链中要撷取属于自己的一环——她们同样也要经受住艺术史的考验，尽管要反抗和质疑艺术史的公正性问题。

 

　　奥地利总理府艺术司司长西格先生和负责当代艺术的席玛女士为我推荐了活跃在奥地利和欧洲艺坛的八位奥地利女艺术家，她们最年长的87岁，最年轻的28岁，主要作油画、丙烯、综合媒材作品，也有兼作绘画、装置和录像等。她们是玛丽亚·拉斯尼克（Maria  Lassnig 1919—）油画；奥托·摩勒（Ute  Müller 1978—）蛋彩画和丙烯；雷纳·德普特（Lrene Dapunt）摄影、素描以及装置艺术；马塔·韦格内斯特（Matta Wagnest 1964—）丙烯、装置、摄影、录像；韦伯·维格特雷娅Waber Vegetative 1940—）插图、丙烯、版画；塞尔维亚·玛丽亚·高斯麦恩（Silvia Maria Grossmann 1957—）装置、摄影、雕塑；萨比娜·郝梯纳（Sabina Hoertner 1967—）雕塑、绘画、装置；古德蕾·卡普尔（Gudrun  Kampl  1964—）用布等做装置，奥娜·贝（Ona B 1957—）油画、装置、摄影、表演等。

 

　　最年长的玛丽亚·拉斯尼克（Maria Lassnig）不在维也纳，未能与她直接交谈。她今年87岁，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她的学生说“她是和艺术结了婚”。近几年测评“当代最有影响的奥地利画家”时，她多次位居第一。她的学生评价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艺术家，可能以后再也不会出现了”。她在维也纳美术学院教学，她对女学生的要求特别严格，周末节日都要求她们工作和学习，“你要比男人多一倍的努力和勤奋，否则这个世界不会看见你，没办法，就这么遗憾”。当她受到现政府的嘉奖时，她说：“为什么不是50年以前，你们早就应该给我这些荣誉”。她的作品风格具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以及超现实主义的因素，当时有评论者将她作为奥地利“ 无风格画派”的代表人物。有学者将她和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比较，显然从描绘人的孤独感和压抑感来讲，两人有相似的地方，尤其是变形扭曲的人体和人物形象，动物形象与人形的交叉使用所起到的比喻性和象征性，空间和时间的模糊和不确定等等方面。但作为一名女性艺术家，她与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探讨人性的阴暗面和否定性不同的是，她更多强调女性与社会的矛盾，以及社会带给女性多方面的压力和困惑。她以自己的形象和身体作为媒介来表达女性特有的矛盾、痛苦和愤怒。2005年，她画了一幅油画（Du oder ich,2005 布面油画，203×155），画面上的女画家赤身裸体面对观众坐着，左右两手各握一把手枪，一把枪口对着前方画外，一把正抵着自己的太阳穴。表示她对社会以及对自己不宽容的严峻态度。

 

　　韦伯·维格特雷娅（Waber Vegetative）是当代奥地利女艺术家中为数极少的完全靠艺术生存的女性。她作画的勤奋和作品数量之多，令人感叹。她的作品有风景、插图、水墨、版画、综合媒材等。她连续几年画“日记”，将她所作的梦以及每天遇见的人和事以抽象和表现主义的方式表达，画中有文字，有图片和照片，有印刷品剪贴等。她给我展示了用硬板纸箱装起来的垒起来的7至8箱她画的“日记”……她主要的作品分为两部分，一是超现实主义的，具有心理学意义的风景；另一类是日常现实生活中的事物。前一类描绘各种想象的风景，如《自然系列》（1998，202×235）画梦中的花园，虚无缥缈，若隐若现的植物；有时是海底的世界，有海螺等贝类。也有天上生长着翅膀的飞翔的云彩，如《自然》（1996，120×80）。她喜欢和作家们接触，从交往中受到很多启发，比如对现实的看法，而且这些看法大都具有质疑和批判因素，与她充满浪漫情怀和想象力的风景画截然不同，这些也表现在她的画面上。

　　雷纳·德普特（Lrene Dapunt）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她既作平面绘画，也作装置和录像。她的作品具有哲学沉思气息，常常以自己作为对象。她的态度是对任何“定义” 都表示怀疑，以一种“似与不似”的方式来质疑并重组。她将自己的头像重复印制，组成装置，如《自己的特性》（装置） ，并将此组成不同的排列方式，安置在不同的场合。有时是在建筑上，有时是在展厅的地面上。表示空间不同，人物形象的各种安置方法不同，事物也就有了不同解释。如她的丙烯和版画作品《Days of hope》（2002，70×100）、《winking face》 (2001，70×100)。有一幅丙烯画画的是一棵无根的巨树，上面生长着巨大的“树叶”，每一片树叶上都描绘着一些不确切的难以分辨的事物。她认为这些是与她的记忆有关的痕迹。她还将一些曾经是具体事物的的形状简化为一种抽象的符号，在录像和其他作品中反复出现。于是，她的作品中一种陌生和不确定性，也就由这一类飘浮不定的“符号”在不同场合的重复出现，而显得神秘和陌生。这一切都符合出画家所希望表达的无法定性和定评的、自由自在的弹性“空间”。

 

　　马塔·韦格内斯特（Matta  Wagnest）是一位富有鲜明女性特征的画家，作品以丙烯画为主，也有录像、摄影，并对精神病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很关注。15年前她还在大学读书时，偶然发现一个建立于1880年而现已被废弃的意大利精神病院，这个建筑让一群年轻人发生兴趣，他们进行现场“制作”， 将一些水注入废弃的空间，让上半部的墙体倒映在水里，显示一种精神上的过滤和净化，并用摄影和录像记录不同空间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下显示的不同感情意味。精神病院外的一个女病人的行为，对她后来的艺术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那个女病人用自己皮带上的金属扣，在病院的墙上书写，后来写满整整几堵墙……她买了这本“病人”书写的著作，透过“她者”的眼光和心灵来看现实世界，并与此进行两个不同世界的对比……从这个行为中感到人与世界关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感到在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需要改变。1999年她开始画自画像，如《portaitserie 40-teilig·1999》（200×300cm）。起初她利用鲜红的或沉闷的颜色，大笔突兀地涂抹在有自己形象的画面上，以此表现自己对世界和人生的痛苦与困惑，传达一种强烈的拒绝和反叛意识《portait,ohne title·1999》（100×120）。随着绘画的发展，她的心情也越来越放松，强烈的色彩变得柔和了，鲜红色和沉闷的颜色转变成玫瑰色、柔和的绿色；大而突兀的头像为层层薄而透明的颜色覆盖，笔触也为画面变化的肌理所代替，呈现抽象的色域，如《转变·1999》(100×120)。她说：“虽然看不见我的形象，但我知道她存在，她就在那里”。她是通过绘画形式来考虑和表现女性和社会关系的画家，通过精神病人的遭遇，感受女性以及被社会边缘化了的人群的痛苦，表现他们的愤慨和不满。当然，她只是要表达这种情绪，最终还是希望人们能得到“拯救”，净化自身，获得解脱……

 

　　西尔维娅·玛丽亚·高斯麦恩（Silvia Maria Grossmann），一位来自瑞士的女性，居住在奥地利近20年，非常喜欢奥地利自由和宽松的文化艺术气氛，对奥地利政府和大众对文化艺术一种近乎狂热的感情十分欣赏。她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建筑设计师，妹妹学绘画，画抽象表现主义形式的绘画。她显然受了父母亲双方面的影响，在作品中体现出建筑和工艺的双重组合。早期她学雕塑，对贾克梅蒂表现人的作品有共鸣。于是她和舞蹈家们合作，想通过简练的造型，抽象地表达“人的性质”。以后开始做以纸和钢筋为主要材料的装置，用细钢架焊成框架，上面用纸覆盖，纸上是各类高层建筑的黑白影像。作品呈片状，薄的纸使其透明而轻盈；又由于钢架的原因，作品大都呈现尖锐性质，有往上冲刺的形势……她认为用纸做作品是她对人体感兴趣的延续。纸刷上胶质，就如人的皮肤，从生理学意义上说是对人体起到一种类似屏障的保护作用。然而，皮肤与人的心理密切相关，皮肤连接人与外部世界，人通过皮肤感知外部空间，保持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她对屏障很感兴趣，作为女性来讲，她觉得需要掩护自己，免受伤害，所以她的作品常显示一种尖锐的特征，尖锐的东西容易刺伤别人，以此来保护自己……她曾经坐了一艘德国货船到纽约，在船上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后来又转换成装置作品。她喜爱不受拘束地享受最大自由空间的生活，也喜爱速度带来的刺激，以类似帆船形状做作品，如《后窗Rear window,1993》(钢丝，纸，照片复制)《海船Ship,1993》(钢丝，纸，照片复制)等，给观众以透明、锐利又十分容易碎裂的感觉。她的作品还与建筑有关，但那些脱离了沉重物质性的建筑，不再具有原有的性质功能，它们或如一片透明羽毛，正向无限空间飞翔，或如一片蝉衣轻盈旋舞……如《接近Closed1996》、《开放Open1996年》、《逃避,Escaped,1993》、《舞Dancer,1994》、《歌Song,1994》等。

 

　　古德蕾·卡普尔（Gudrun Kampl），曾经是玛丽亚·拉斯尼克的学生，作品具有70年代以来女性艺术的特征，就是将过去不登大雅之堂而与生活有密切关系的手工材料搬上画面。她用服装和布料作为载体，从过去的服装样式中选取有意味的因素，通过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加以改造。起初，她在画布上画布料和时装，以后，她就在类似丝绒的料上“剪裁”形象。她明确表示作品与女性主题有关（其中一些有关孩子的作品，她认为也是和女性有关的课题）那些拖地的长裙、镂空花纹的“华丽”服装与女性身体的联系。作品《亨利八世》，画的是英国历史上杀了六个妻子而出名的暴君。她的作品有平面、行为、装置等，平面作品是将布料挖空，成为一些轮廓线，有点类似中国民间的“剪纸”，这类作品从平面到立体，就成了装置。我问她，是否吸收了剪纸的形式，但她说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剪纸，她是吸取西方版画和素描的形式。她的行为艺术也与此有关，她穿上自己设计的“衣服”，还有其它“零件”同时展示，就会显示出材料经过转换以后丰富和特殊的意义。

　　萨比娜·郝梯纳（Sabina Hoertner），在学院学的是雕塑，而她同时也从事绘画和装置。显然，专业背景对她的作品产生重要的影响，她从雕塑视觉特性切入“点”，延伸至作品的观念和形式。比如她从空间的观念性，引申至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质疑。并在平面作品中探讨空间和物质的关系。在最近的“奥地利当代青年艺术展”中，她放置一个扁平的混凝土制品《紧密的水泥》（2006年，125×00），作品表面肌理具有自然结构，好像是自然界的粗犷和自由悄悄溜进了光滑拘谨而狭隘的人造空间，向人们显示被遮挡的外部世界的真实性；或者是向人们展示日常所见被涂抹成有光滑表面和直立的墙与真实的水泥、石子材料之间的差距。当然，被挡在“外面”的人们也同样看不到墙“里面”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事件……她是在思考有关内与外，表层与实质等范畴的问题。当然她毕竟是艺术家，所以她的“观念”层面更多是有关对现实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如果离开她的叙述的文化背景，就无从理解她的所指。我曾经问她有关内容，她认为她的作品是观念性的，是对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看法。她承认奥地利政府对年轻艺术家非常关心，他们具有自由的创作条件和机会，但是妇女的社会处境以及种族问题一直使她关注。关于奥地利新一代艺术家的整体倾向，她认为在10年以前，人们比较重视艺术形式语言的变化和完善；10年以后，人们更注重观念层面的东西，有与社会紧密联系的愿望，而表现方式则是不拘一格，平面绘画、装置、录像、行为等，更自由和灵活的运用。

 

　　奥托·摩勒（Ute Müller）是这次采访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女艺术家，她一头极短的黑发，瘦削的身材，牛仔裤……开始大家将她误认作一名男生。她的作品出人意料地具有东方意味，如果不仔细看，很像当代中国年轻一代水墨画家创作，如《在空间》系列(2004，24×30，丙烯、蛋彩、纸)。画面具有胧的水墨意味，水在画布上的渗透和表现形体结构的线条块面结合，自然而不露痕迹，就像一个很熟练的能控制水份和用笔的中国画家。她说虽然喜欢各种民族的艺术，但并没有接触过水墨画。她的画是敏感的，但所追求的显然不仅仅是“疏淡”和“空灵”之类的审美情境，而有许多对社会和人的感觉系统的探究。毕竟她从西方文化语境中选取自己的切入点，比如对人性的关注，对个人经验的重视，对空间的多样化的处理，对气氛和环境的把握，都能看到西方艺术史发展脉络在她创作的深刻影响。

 

　　奥娜·贝（Ona B）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色彩的艺术家。在上述女性艺术家中，只有她曾在北京举办过个展。我有幸看了她的形式丰富的作品以及展场的总体效果。老实说，展览效果可以用“惊人”来比喻，这里不含有夸张的褒扬意思——当你进入展厅，就被扑面而来的红色所震晕。它们犹如热情的火焰，裹卷着一种女性温暖的生命活力，将你的情绪和身体都调动起来，以准备接收这突如其来的强大的震撼。　　观看她的作品，就像进行一场角力比赛，就像对神经和智力的考验。她所有的作品（包括她家里的钢琴、座椅、用具乃至她喝的红酒）都浸染在红色之中。而这红色的表情又极丰富，不仅是暴力或血腥，不仅是热情和温暖——这些都是被人使用疲惫了的形容词。实际上，她的红色已经涵盖了例如同情、哀痛、渴望、希冀、幻想、行动等多种含义不同的内容，就像中国的“墨分五色”，奥娜·贝的红色也具有丰富的内容。在她母亲去世后，她将一艘小船漆成红色，在水中漂流……她想以此来追悼失去的母亲。一种完全按照个人的想象来联系死者和生者——行为和红色组成一种远古时代的人类就已经强烈感受到的生死之间的强大困惑和对这种困惑的超越仪式。这件作品可以在以后的装置《格雷尼多》中看到变体，那是用赛艇组装成的作品，漆成红色，高高地悬挂在克雷姆斯的“米诺利特教堂”的外部墙上。

 

　　女性艺术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基督教文化作了解释，你虽然觉得惊愕，但又觉得合乎情理，一样的超越生死两界，一样的对人生作注解，为什么不可以用同样是人类的形式语言，一种“母系”的形式语言来表达呢？她的一张射箭的摄影《平衡》，实际上是她日常生活的写照，作品中的她在一片红色的“云雾”或者“火海”——她画的涂满红色的油画，连地面都涂上红色——的背景前射箭，围着同样红色的长裙，裸着背部，而弓却在她的手中弯曲成美丽的弧形……她就像一个亚马逊河畔的女武神，健壮有力充满自信，就像传说中母系时代的女神给人类的后代生命延续的保证。她觉得她和作品之间有一种共生的状态，好像新生命诞生过程，充满喜悦，也充满危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是在这张力中，在经疲力尽的同时，她得到了极大的超脱和满足……她确实经常去练射箭，以此取得身体与心灵的平衡。这也说明她的作品和她的生活与精神世界的一致性。她的大部分作品与女性常用的物品和身体形象等有关，在力量中不乏敏感和尖锐，比如用红色高跟鞋做成一个巨大的指环，含有危险的暗示……她对自己的女性角色和身份持肯定态度，她并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她以女性的角度与方式观察生活，并且尽量尖锐地表达。更关键的是她不反对（甚至欢迎）用女性主义的方式去评价她的作品。以此对照中国一些女艺术家唯恐别人将她作为女性艺术家来评价，实质上表现了对性别身份的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