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也不能认为所有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描述，都具有对男性中心“颠覆”和“叛逆”的性质。我曾经不仅一次地谈到中国女性艺术“双重声音”的现实，就是在理想中，我们希望找到一种属于女性自身的美学。但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意识和她们的创造一直被居于中心地位的男性社会的需求和标准所规范。当然这种规范并非在所有的领域和历史时段都如铁板一块，或者说女性在按男性社会的标准或需求规范自己的同时完全没有自主意识。而是说中国女性在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不可避免地刻上了历史的印痕，就是说这种带有颠覆性的觉醒声音和原有的以男性社会为标准的声音混杂一起……这里的“双重性”并不是一个可以度量的词，而是一个描述性的词。用以形容混杂、复数的和具有过程性双向流动的现象。我们试以“声音”给我们的感觉来描述——女性的声音在其中并没有完全被淹没，有自己清晰和尖锐表达，也有些音符混入了男性的声部不能分辨；随着这些混杂的声音的起伏和变化，有些部分的女性声音特别清晰而有些部分含混不清……当我们观察某些女性艺术家描写自己的身体作品时有迎合于男性的欲望化倾向时，我们就要分辨其中的自觉和不自觉地坚持女性立场或放弃女性立场的区别。

　　谈到艺术标准问题，我从来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尤其是在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时，不可能完全抛开社会“性别身份”而只谈作品或者理论的“好坏”。因为从美术史看，“人为”的“好坏”标准已经将不知道多少女性画家“赶出”史籍！——不符合男性的趣味和规范，或者是按照男性的规范与趣味而达不到男性设定的标准。从一般的艺术发展理论看，人类已经积累了一套谈论和评价艺术的标准体系，但并不等于说这套体系就能不证自明地绝对准确和完善，因为任何价值体系都是历史的，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如果承认这一点，那末强调和凸现女性身份，是对已有的，人们习惯的艺术评价标准的质疑，那样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承认任何评价体系和标准的不确定性。强调和凸现女性身份对已有评价标准的质疑，无疑是具有颠覆性的。但也要看到这种颠覆性在以“男性中心”文化为主流的社会里，只能起到逐渐和局部地改变一些陈腐习规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文化和社会环境确实还不可能做到全面的“男女平等”，所以独立于已有标准之外的新标准还难于建立，而且任何标准一旦萌生，立即会面临挑战。这就是“双重性”的含义，我们既在已有的“好坏”标准里用身份和性别意识进行抗争，但又不自觉地受到“好坏”标准的影响。但即使如此困难和充满困惑的对艺术作品进行评价，也比不经思考地按陈腐的观点进行评价有价值，起码，反思性的判断使人类的艺术有了新鲜的活力。既然任何体系和标准都可以受到质疑，而任何体系都要经历挑战和变异，那么，在当代文化语境里强调性别意识，就具有积极意义。从另一方面看，“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只是一种“理想”，“好坏”从来就不是绝对的，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标准。在“好坏”这一短语的背后早已隐藏着太多不属于“好坏”的内容了，在使用“好”与“坏”的时候从来都遗留有很多遗憾。

　　“女性主义”艺术批评的实践品格，和它产生的背景、原因紧密相关，那就是对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思考，以及为改变这种现实而采取的行动。它的目的是要改变性别不平等的现实，所以，它的一系列的提问和回答都有鲜活的现实内容的回应，而不只是在书斋里“冥思”。“女性主义”理论是在现实的挑战和回应中产生和发展，因此它何以有如此丰富的包容性以及锋利的批判针对性就不难理解。在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种群都有不同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女性主义”也在经受不断的挑战，那是现实问题的挑战，包括由现实引起的对“女性主义理论”的挑战，而且就因为“女性主义”的实践性使她面对现实而不是形而上的问题作出回答，所以存在着许多悖论和矛盾。这也使得“女性主义”理论具有反思精神，尤其对自身已有的的理论进行反思。唯此，女性主义理论才富有活力，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空间。

　　但是，“女性主义”的基本立场决定它对男性中心社会的批判，否则就是别的什么理论，而不是“女性主义”理论。这是“女性主义”的实践品格所决定的，而这种品格是社会的存在性质所决定的。所以，承认不承认“女性主义”的有效性，关键在于对男女性别不平等问题是否存在的判断，而不是对问题程度的判断。比如你觉得印度人烧死缺少嫁妆的新娘，而我们从不烧死新娘而只是溺死女婴，问题比印度要小得多，所以我们不需要“女权主义”。

　　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这个社会两性之间并不存在不平等现象，那当然会得出“女性主义”要针对的问题是虚幻的假问题，“女性主义”是无理取闹的结论；或者认为虽然社会男女两性确实存在不平等，比如在基本的生存权力上女婴的比例减少到将令社会不稳定的数量；或者在各级的决策层男女不成比例；或者社会资源的分配比例上女性的占有率较小；或者家庭暴力中的主要受害者仍然是女性；或者乡村失学儿童和文盲中仍然是女性比例为高；或者外国人领养的中国婴儿绝大部分是女婴……这些都是毫不足怪，理所当然，进而推导出只分能力强弱不分性别（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的思想方式，也会得出提倡女性主义就是反现实秩序的另类，绝对不予认同的结论。而对这种性别偏见持怀疑态度，尤其是身为女性遭受不平等待遇，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力，力求寻找这不平等根源并且努力去改变现实处境的人们，会认识到只要人们的习惯思想仍然是“男尊女卑”，男性社会仍然以绝对的控制权规定女性的存在方式，那末，“女性主义”思想和立场就仍然有效，仍然具有批判的力量，并且成为她们奋斗的动力和目标。

　　中国社会和历史，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妇女的发展和生存，有自己的问题特点，所以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女性主义”艺术批评实践有她自己的目标和成长环境。必须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不应该为了“迎合”男权的“自尊”，或者为了从他们的“怜悯”中得到残羹冷饭而贬损自身。既承认“技不如人”，又满怀怨愤，既想迎合讨好，又觉得委屈，这种中国传统妇女精神中的负面性在“女性主义”批评实践中还有待于充分揭示。在今天，女艺术家和女批评家的精神状态仍然需要补上“五四”有关精神解放的一课。

(刊载于《美苑》2007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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