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绘画艺术本身就是谎言,即“空灵”,是一种真实的欺骗,而这种欺骗即“充实”。 艺术的谎言是谎言中的谎言,它不同于现实世界在物质层面的那种谎言具有真实性和不充实性。艺术的谎言是个没有谜底的迷,不同于现实世界在物质层面上的谎言在真实的背后一种肤浅的欺骗。“周济《宋四家词选》论作词云:‘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即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这艺跟术家艺术的心灵世界有关,艺术心灵的诞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刹那,即美学上所谓‘静照’。静照的起点在于空诸一切信无挂碍,和世务暂时隔缘。董其昌曾说:‘摊烛下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他懂得:‘隔’字在美感桑的重要。然而这还是依靠外界的物质条件造成的‘隔’。更重要的还是心灵内部方面的‘空’。在《原诗》有这样的话:‘可言之理,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想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燃于前者也。’这是艺术心灵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有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然而宇宙中一切事无不可把它的最深意义灿然呈露于前。‘真力弥满,则万象在旁,群蔌虽参差,舌我无非新(王羲之诗)”[1] 综上可以看出我国前人对美的要求远不亚于今天,这跟近代中国从封建体制转变成社会主义体制有很大关系。封建体制中的思想对于现代社会对物质要求来说是弊端远远大于利的,倘若我们把近代中国的历史当作是一个飞来的横祸,那么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一次倒退。在西方艺术思想萌发生长于中国不足200年的今天,它与中过传统艺术思想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艺术发展,另一方面它冲击着中国的传统艺术,甚至造成很多人多传统的否定怀疑,对西方艺术的绝对崇尚。当然这是矛盾的必然,对于一个新事物的在水土不服的国度成长短短200年实在是太短了。西方艺术与东方艺术这个不合理的必然需要漫长的时间来碰撞、融合,这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即便是“业内人士”也造成排斥或崇拜的对立,或保持缄默的中立,当然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我在这所想叙述的是我国现在的这种状态属于一种中西融合不全面的状态,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对于13亿中国人来说也就别提有多少人对西方艺术的一无所之。
所以,绘画艺术的载体成了不绝对的谎言,而不绝对是若即若离的事实,美的化身。要读懂这样的语言需要有一定档次的感知力。正因为艺术具有这样的本性,结合我国的现状,当下中国艺术是泛滥的,又很具潜力的。至此可得出我个人的结论:当下中国绘画艺术谎言式的欺骗着感知模糊而又懂得包容的人们,同时又真实的存在于别个国度或少部分感知确切愿意正视艺术真谛的国人心灵深处。
导致上述情形的原因我想用可席勒的思想来进一步说明:“席勒认为,在古希腊,人性是完整和谐的。‘感觉和理智,接受的能力和主动的能力,在实现它们的动能上还没有互相分离,更没有彼此的对抗……他的感觉是印象的必然结果,他的思想是从事物的现实产生的。’就是说,在古代,人的感觉和思想,外在的接受能力和内在的思维能力是和谐统一的,因而他的感觉和思想是和客观的自然相一致的。这时人和自然是同一的,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思想是同一的,人就是自然。因此模仿自然现实,也就能表现人性。这种模仿外在的自然生活的诗就是素朴的诗。而现代,人性的完整和谐消失了。席勒说:‘如果人踏上文明的道路,如果艺术开始陶冶他,他的感觉的和谐就消失不见了,他只能力求达到道德的统一,并且作为道德的统一来表现自己。他的感觉和思想的一致,以前在他的感性状态是一个实际,现在只作为一个观念存在着……。在文明状态,由于人的天性的和谐活动仅仅是一个观念,所以诗人的作用就必然是把现实提高到理想,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表现或显示理想。’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人感性和理智已经处于分裂和对立状态,人的外在表现和内心思想追求不再是一回事,感性和理智的和谐已不是现实而只是一种理想,因此诗人要表现‘完满的人性’,就不能像古希腊那样去模仿外在自然生活,而只能显示自己头脑中的理想。因为人失去了内心思想追求和外在生活的和谐的自然状态,又无比怀念这种和谐的自然状态,因此诗人在显示自己头脑中的理想自然时,就不能不充满一种感伤的情怀,这就形成了近代感伤的诗。”[2]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和黑格尔《美学》中论述的不同历史阶段中艺术的内容(理念、意蕴)与艺术形式之间必然出现的三种相互关系有共通之处。黑格尔从哲学的高度把这三种关系概括为:物质表现形式压倒精神内容;物质表现形式与精神内容和谐一致;精神内容压倒物质表现形式。中国“当代艺术”就是黑格尔指出的第三种关系。
艺术创作行为是艺术家对现实世界心灵的显现,是从唯物向唯新的一种形态升华过程。用另一种说法可以说成:艺术家本身就是形而上思绪者,艺术家所创造的一切都是谎言,艺术品本身虚假的,不真实的。这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辨证关系,可以用马格里特《形象的欺骗》创作于1928年——1929年中的画来加以说明,画中我们看到了一只非常写实的烟斗。可马格里特却在烟斗的下面写着一行字:“这不是烟斗。”正是这种看似玩笑的表达方式却确切的反映了问题的根本。“起初人们以为画家是在开一个没有恶意的玩笑,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体会到这句哈的分量,并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绘画作品,她表明马格里特对与符号学有关的接受方式的实质产生了怀疑。可马格里特杂创作中反复探索并旨在说明的是:‘一个画面形象与其所表现的对象——实物——是不一样的,两者的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实物烟斗是用来抽烟的,而图像烟斗可能具有多种用途,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不可用来抽烟的。但是由于表层现实和深层幻觉之间的矛盾关系,再加上语言‘这不是一只烟斗’的误导,图像烟斗甚至被当作实物烟斗本身。共于现实与幻觉之间的矛盾张力,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绘画艺术上都不是一个新问题。绘画是‘现实的窗户’这一艺术观点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现代绘画观则认为绘画是一个自主的客体,凭借这种客体性,绘画无须描绘式模仿其他客观事物,它本身就是作为客观事物存在的。这正如美国艺术批评家哈罗德—罗森见格所说的那样,艺术作品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世界的补充物,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再现’。”[3] 艺术家有一双看管人们可怜的眼睛,艺术家能将其可怜美化、扭曲成不真实的现实影象,并以惟美的形态再现不真实的现实,这种在现方式纯属欺骗。绘画艺术的谎言是人类劣态反衬和必然产物。正是因为有了人类的发展才有艺术的骗局所在,这是合理的欺骗,是人美化了的延伸,所以它有别于现实世界在物质层面上欺骗行为不被人们排斥。
艺术的谎言源自一种心灵深处的真实、善意的欺骗,这种欺骗揭发人心灵矛盾的,满足人类欲望的,是人性“本我”[4] 的影射。它最大的价值在于能激发人们心灵深处对美的渴望,在于促使人们在对美的功利的感悟中实现灵魂的升华,达到逾越现实和“超我”[5] 的境界。这种真正的艺术作品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沈从文的《边城》都是美的功利的典范之作。借于叔本华对——心灵境界的阐述来说明艺术的境界再恰当不过了:“欲望愈强烈,愈贪求我欲之满足的人,他所感到的痛苦也就更多更深,因为欲望经常附在他身上不断地啃噬他,使他的心灵充满苦恼,如此积久成习后,一旦欲望的对象全部消灭,他几乎看别人的痛苦为了。反之,一个彻底不是求生意志的人,从外表看起来他的确是贫穷、一无所有、即无欢乐亦无生趣的人,但心灵则是一片清澄,充满宁静的喜悦。”[6]
我认为所有艺术创作活动都是一种形而上的行为。艺术的思想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要求的。如果我们把绘画本就当作是客观事物必然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提及的方法论对艺术的发展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又极力反对欺骗与虚假,似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我们在物质的追求中起的作用要大些,而放在艺术的上又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艺术品纯粹的是精神的产物,属于形而上的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分的注重物质,而导致人类精神受到禁锢,形而上是人精神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物质生活水品的根本问题,更适合饥寒交迫而急切等待馅饼的人们,而形而上对于厌倦奢华腐愚生活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赏赐。在此不得不提及我国社会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崇尚的国家。建国初期人们经历了苦难的战争浩劫,人民生活水平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绝对的适合中国的,但是到了今天物质生活的水平有了飞跃的发展,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崇尚仍然如此严重,这是错误的,我们80年代出生的这一层,从识字那天起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熟悉得到了陌生的程度,只要到初中这便是一门含糊厌倦的必修课,直到现在好像仍然还是如此。我们记住历史是每个国民应该做到的,但让多少新生的生命把历史当作负缀这是多么的愚蠢。对一个功不可灭的政党拥护是有好处的,但一个政党对世代人民思想的禁锢并没有多大好处,相反只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谈到艺术上,这无疑不是一种阻碍,因为艺术的水平高低与一个国家经济水平成正比,同时艺术也促进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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