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大命题的讨论，其空洞气质，是最引人入睡的。但是这一定律似乎并不妨碍大家把题目定得更为抽象，让你在一个宽广的语境当中，揪住自己感兴趣的话题，随意咀嚼或者碰撞，就像跳跳糖入口时的翻滚与折腾。

　　4月19日，何香凝美术馆十周年，在深圳OCAT，一个题为“中国当代艺术生态考察”的学术论 坛，持续三天，中间有人打盹，有人退场，也有人在自由发言时，激动得坐不住，抢话筒。这个氛围散漫、自由的论坛，分三个单元：艺术策展、艺术传媒以及艺术空间，而发言面最广、争议最激烈的，绝对要数“策展”话题。

　　当广东美术馆王璜生指出当前策展的公共性趋向时，艺术批评家王林反问，在公共化之时所面对的大众又是谁？

　　当王林认为批评是“把优秀的选择出来，最后交给意识，让它们最后进入美术史”，而紧随其后的欧宁却认为，批评家实际上在进行话语权的争夺。

　　为什么在众多的话题的当中，“策展”成为一个中心议题？在一个艺术生态的话题背景下，“策展”的诡秘之处在哪？

　　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需要刻意的寻找，因为它已经在艺术界公开存在。在当代艺术红火发展，798越来越拥挤，双年展不断增加的时候，如何做出一流的展览，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问题。

　　在论坛上，众多的发言者对于国内堪称最具影响力的上海双年展，评价却并不高。艺术批评家王林对其态度也完全从期望尚存转至失望与无奈。“真正考察的时候我们发现，上海双年展所有的展览命题基本上是大而乱的，是空泛的，没有针对性。”从第一届的油画、第二届的水墨、第四届的建筑，基本上还是样式的展览，尽管规模大了、热闹了、国际化了，但是策展人到底要说什么，当代艺术的样式基本上都可以进入展览之后策展人的责任是什么，却都是模糊不清的。

　　一个热点的话题，其模糊性往往随着快速度、浅思考的集体症状越演越烈，并且，它往往还让人不易察觉。而在展览渐多的热闹、混沌状态下，当下争议最大的、最模糊不清的又莫过于策展如何面对公众，策展是强权还是公权两个问题。

　　在当下，策划的公共性，不断地被美术馆实践。作为一个公共的文化机构，美术馆如何解决公共化的问题，并不是盖楼、开双年展所能简单解决的。策展中的公共性问题，如果我们从浅层来探讨公共性质，我们会进入一个误区，觉得我们的策展、展览一定要和公众有一个参与，有一个交流，一定要深入到民众当中去，深入到市民当中去，这被认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大众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东西，大众的意识形态、大众的文化思想、大众的文化水平，实际上并不是代表着所有的个体的意识。我们不能假设大众，或者假设人民这样的概念来讨论公共性的问题。

　　但是，强势的出现，却又勾出了权力的处置问题。当策展人掌握了私权，他的选择性直接影响到了艺术史的书写，非主流的、被遮蔽的艺术展示自然受阻，策展本身也就容易脱离艺术本身，受到意识形态或者市场环境的影响，而这样的困境在当前的展览中，已经完全显现出来。

　　可以说我们的社会，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高度的、公民自由的社会，我们的艺术并不处在自由发生的状态里面，所以，中国的批评家其实被赋予的责任就是去支持、去推动那些具有这种意志性的、前卫性的艺术创作，甚至通过策展给这样的创作倾向提供一些展示的机会。倾向之中就会有选择，而这种选择可能是比较强势性的，你不可能让所有艺术家参加进来，你肯定有选择。

　　所以，这个选择里面其实就包括了两个层面，首先一种是选择艺术家来实现自己的意识为主体，这个时候艺术家不是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策展的意图，通过艺术家的作品来实现自己的意图。还有一种就是在整个展览的过程当中，策展人最先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理念或者是想法、思想，然后你跟参加展览的人一起在筹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共同生长和创造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看过很多现在很有成就的艺术家，其实他们跟策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话，这种低端和高端的事情，都是策展人必须是去做的，包括现在年轻的艺术家，如果不去通过展览，把它的某种东西——有艺术的东西凸显出来，可能就在艺术的过程当中泯灭掉。策展人对中国艺术的发展，其实是应该有一些细致的、促进生长的这样一种东西在里面。

　　策展人的权力不断面临着质疑，但是，对于展览操作来说，放权显然不是一个实际的、有效的举动。批评家在他的展览中面临的是强权与公权的质问。作为批评家，他肯定要坚持自己的话语权，如果他是以面对历史的态度，那么，他握在手中的权力，一定是开放的，可以交流的，或者说一个良性的策展，就该指向这样的方向，毫不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