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创作上讲1985年新艺术家冒出头，1986年是往上走，到1987年的时候创作本身已经式微了，1989年现代艺术展实际上是强弩之末，是回顾展性质的。这个时候经济改革到了城市，对人们影响很大，很多画家已经改行了。

　　中国现代艺术展是1989年2月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但是从1986年8月就开始准备了。首先是1986年4月在北京开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上，我做了《八五美术运动》的报告，这是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不过后来《文艺研究》发表这篇文章时硬是改成了“八五美术新潮”，因为当时刚刚经历过文革，有人觉得“运动”这个词有红卫兵的气味。

　　正好当时王广义调到珠海画院，他们院长也比较有想法，大家就想到举办一次大型的现代艺术展。但是举办任何展览都必须有个主办单位，由于各种原因，珠海画院、中国美术报都不愿意出头，我还找过《走向未来》丛书编辑部，也没有结果。后来共青团北京市委下属的北京青年画会愿意作为主办单位，就定下在1987年7月在农业展览馆开展。可是到了1987年，又不许全国性的学术交流活动了，展览的计划只好停了。

　　不过社会气候不断在变，谁也不想螳臂当车，1988年我们又找到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和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主办。

　　后来北京工艺美术公司也愿意当主办单位，当时他们是唯一出钱的，先给了三千块钱，也算一个不小的数目，很管用。我就去中国美术馆谈承办，开始他们不同意，因为对作品的方向性没把握。我们就直接找馆长刘开渠，当时刘开渠、吴作人都是民盟的领导人，我们问他们，为什么年轻人的展览不支持呢？最后美术馆没办法，提出只要美协出声明他们就承办。我们和美协领导开了一上午会，他们提出三个条件，一是不许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二是不许有黄色下流，三是不许有行为艺术，我觉得没有行为艺术也不成，最后协商说可以用图片形式展览行为艺术。这已经是1988年9月了。

　　当年10月我们在东四十条《美术》杂志旧址开了一次会，我被推举为展览筹备委员会负责人，栗宪庭、范迪安、费大为、周彦、王明贤、孔长安、唐庆年都是委员。因为我们资金紧张，北京一个公司老板资助了五万———不过后来他手头紧，又要回去三万，此外还向《中国市容报》借了五万，天津冯骥才的《文学自由谈》也资助了一万，这样展览总算有着落了。

　　1989年2月4日，展览开幕前一天，美术馆、文化部艺术局又和我们展览筹备委员会开会，一些参展作品受到指责，预定参展的300件作品不得不去掉三件，各个方面都找我，害怕出事。第二天上午一早就有一百多人到美术馆外面，等到九点开幕式开始，我简单介绍了展览筹备过程，就宣布“第一次由中国艺术家自己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

　　7月27日，高名潞策划的展览“墙”在中华世纪坛开幕，这前后他是最为疲劳的：必须对展览的各个方面做最后检查，还必须每天应付好几拨记者，其中包括我将近三个小时的采访。

　　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美术》杂志他也曾从事过采编工作，那个时候他们不仅是编辑、批评家、也做帮助艺术家的实际活动。他形容他们担当了类似赞助人的角色，“没有这一帮编辑，艺术家就没处发出声音，这帮人有阵地，也可以用这个优势跟各方面周旋，是艺术家和其他方面之间的一堵墙”。

　　当时在北京担任权威报刊编辑的人的地位相当特殊，到地方就像钦差大臣一样。而“八五新潮”二十年后，在艺术市场逐渐成型的今天，掌握资金的画廊主、美术馆长和大策展人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

　　在回忆1980年代的种种历史细节时，他总是强调那时候的整体社会氛围，那种躁动、热情和“简单化”倾向共存的时代是他的黄金时代，他说其实当时多数人也不知道未来到底会怎样，只是赶上了那个时候，每个人都雄心勃勃要做一番事情，而各种在今天看来可笑的限制反倒激起更大的冲动。当然，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开幕，他也发现“每个人都想从展览中分一块肉，各种想法都出来了”。

　　那个标志性的大展展展停停，不仅有外在的压力，内部也有种种纷争，只是当事者的回忆没能完全展开，像我这样的后来者也无从在脑海中做出清晰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