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名潞，1949年出生，文革期间曾在内蒙古插队落户，文革后，到天津美院学习研究艺术史，后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读硕士。曾于1984年至1989年间任《美术》杂志编辑，并参与《中国美术报》的编辑工作，后者成为“85新潮”这一前卫艺术运动的阵地。先后主持了1986年“85新潮美术大型幻灯展”、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上世纪90年代初赴美，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完成俄亥俄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项目。期间在美国策划了《中国前卫艺术家四人展》、“InsideOut：华人新艺术”大展和在纽约举行的“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全球观念艺术展”。现执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系。

　　1981年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之前，我在上山下乡的地方内蒙古乌盟师范学院教书。那个专业全国就招一个，卷子寄来大家答题。我寄去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系主任告诉我北京有人来找我，是艺术研究院的水天中带人来“外调”。那个时候对学生“外调”就是了解你的家庭背景、在单位表现怎样，类似政审，我们谈了一会，然后我就送他们回了招待所。

　　没过几天就接到通知到北京复试，我那时很土，人家都一个个来自大城市，穿的是花格T恤，我就穿着军用的的确良服装。复试的时候前三天笔试，然后再口试，口试的时候在我前面的是一个上海的学生，他学英语，也爱好艺术，但是他话太多，夸夸其谈不受欢迎。而我因为长期受挫折，很蔫，不愿意出头，不爱说话，所以叫我进去以后问我什么我都非常简洁地回答。考官看我比较稳重，都很满意。

　　口试完了，我就回了天津去看父亲，然后再回乌盟。结果我刚离开天津，录取通知书就发给了我父亲。如果那时我直接回乌盟就要跑冤枉路了，幸好我路过北京时决定先去艺术研究院问个消息。研究生部主任是一个特木讷的人，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我说我叫高名潞，考的是什么专业，有没有录取。他说你等着，我去查一查。过会出来，他说你被录取了，始终很平静，也没有通常人那样祝贺的意思。那一刻我也很平静，感谢他帮忙查对后就下楼了。走到路上我才激动起来，跳起来做了一个扣球的动作。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以前我的人生经常受打击，现在真正靠自己努力上了研究生，可以说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在艺术研究院，我们研究生都住在一个楼里，在二楼连住带学习，旁边就是教室。三个人一个宿舍，每个人一张床一个桌子，我除了出来吃饭就是到教室读书，每天至少十个小时，第一学期下来真的是鬼剃头，好大一块头发不见了，也不知道怎么掉的。当时“哲学－美学热”影响很大，李泽厚《美的历程》、关于异化的哲学讨论都是全国关注的，学生之间也会为这些话题进行很多争论。我自己对弗洛伊德如数家珍，还画关系图来帮助理解，现在我在美国教书还给学生画关系图。

　　当时也看了很多展览，像19世纪法国风景画、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展、波士顿美术馆藏品展。对我刺激最大的是1984年前后历史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国外艺术图书展览，全都是法、日、德、英的外语画册，每本只有一册，当时那个场景真是水泄不通，年轻人都过来看，人挨着人，还有坐在地上的，我去看了好几次。展览完了听说这些书全让浙江美院给买走了，这也是后来在85新潮中浙美出了那么多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84年我被分配到《美术》杂志。当时《美术》要人，要求是古代也懂，西方也懂，我本身也画点画，再加上我平时不说话，看上去不是闹的人，所以研究所就推荐了我。去了以后美协马上给分房子，就在团结湖那里，毛阿敏等了几年也没分到。不到一年我妻子也调进了京。

　　《美术》杂志刚到的新人一般至少实习两年，然后才能做编辑、责任编辑。但是我到了两个月就是责任编辑了。当时责任编辑的权力是很大的，决定栏目文章、设计甚至封面的图片。从1985年第7期开始，杂志风格变了。我们收到读者雪片般的来信，其中一个人说他每一期杂志都看，可是现在觉得杂志上看不到熟悉的字句、文章了，批评《美术》怎么办成这样了。到1985年第10期我在封面发了成肖玉的油画，他的风格是抽象的，当时美协一个副主席看到杂志一下火了，怎么能发这样的画，这不是讽刺中国人没头脑，瞎指挥嘛。当时据说已经要提拔我当编辑部主任，结果因为这个封面不行了。

　　1985年，在一个美术院校毕业展览上看到作品和以前的有了不同，就写了《三个层次的比较》一文，对比两代人的不同，可以说是为“85新潮”做了铺垫。我因为组稿、约稿，经常外出，发现了很多地方创作，现在我还有1000多张那个时候的幻灯片，有些艺术家自己都没有。我都给整理好了，一个群体就是一大盒子，一摆一大桌。当时北方群体是王广义、舒群，山西有宋永红，杭州有张培立、南京有丁方，搞文字的谷文达、吴山专，厦门达达有黄永砯、南京有丁方。

　　当时北京最不活跃，因为比较依附体制，反而是一片苍白。中央美术学院一开始没有什么人，因为他们是学院化的，个人搞的不多，直到后来徐冰出现，在他之前我没看到有意识要实验的北京艺术家。唯一有印象的是北京青年画会，这是个常设组织，还有秘书长，集中的是央美、首师大的人，这个群体比较松散、没有共同的主张、风格。上海的艺术家关系也比较松散，上海艺术家从来不搞小群体，唯一一个群体是“M”，也不是特别紧密。

　　那时候的年轻艺术家一不靠展览，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参加国家的展览，二不指望钱，因为根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他们多数就是想表现自己，把自己的创作公诸于众。当时展览流行写意见簿，你在前面写这个展览好，有时候后面的人还要和前面的辩论。

　　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是很特殊的，我经常和文化圈接触，到大学演讲。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演讲，学生都站到走廊上了，我边讲边给他们放映幻灯片，结果放完了学生要求我重新放一遍。

　　当时他们也不一定懂艺术风格什么的，但是模模糊糊他们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时候也一样，每天美术馆外的广场上有人讨论艺术，他们不是艺术家，但是一大群一大群聚在那里争论这个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