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艺术项目与决策公开

　　2005年，艺术界又有一个新的内容可以编入大事记中，中国政府终于在威尼斯双年展中设了中国馆，开张志喜的中国馆，有了一个貌似抒情的展览主题—“处女花园-浮现”。就像上海双年展已经成为了“寡头政治”而搞点“上海正明月”那样，这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以当代艺术名义做的<处女花园-浮现>，其实就是一个“寡头政治”的后花园，其“浮现”的不是艺术而是“寡头政治”。

　　在长长的一年中，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筹备过程一直像保密局那样，直到2005年6月3日，即威尼斯双年展开幕前的一个星期，文化部才在北京正式发布了参展艺术家的名单，当然文化部和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委员会表示，将会在下一届的组织工作中协调信息发布的时间，以确保中国馆的筹备工作的公开和透明。但是如果明年仅仅兑现这种声明的话，也不能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工作就做到了公开与透明，因为从民主社会的角度来说，这种声明仍然是行政的自上而下，所以同样是违反民主程序并要受到批评的。

　　今天的社会要求公共决策公开――这也是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个方面――但是这种公共决策公开，不仅仅是政府从内部文件转向公开告示，公共决策公开与透明是指每个公共决策在决定之前都要有公民参政议政的程序，以至于每个公共决策被制定出来的程序是否公正会成为其被监督的重要方面，是行政内部制定的？还是通过民主程序达成的？如果公共决策的公开没有这种民主程序而只是将内部决策做成公告，让公民知道有这个决策，那还是一种单方面的行政独断，而不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意志。

　　自从有了当代艺术以后，我们为什么需要建立与这相应的管理制度，就是因为，当代艺术要求的制度与以往不同点首先在于，这种艺术制度是以民主社会的原则来规范的，所有的艺术制度与法律都要围绕这一点：保障这种民主原则不受到破坏而让艺术真正在一个民主制度的社会中发展，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作为国家行政部门主管的展览，必定离不开民主制度对它的制约。但是从我们的社会实践来看，原本是民主社会出现的当代艺术，却越来越置民主社会（甚至在理念上）以不顾，2004年上海双年展就是一个明证，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更是如此，上海双年展还是上海政府主办的，而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由文化部主办，好像我们的行政结构被规定了行政权力至上那样，越往上就越寡头，到最后就做成了这样的寡头中国馆。

　　所以，在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已经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像政治改革那样面临着改革中国馆的组织形式，除非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想在这种改革之外另建一个独立王国，然后不想与民主社会共进。但是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那么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这种非民主性理应受到抵制，而且要不停地抵制。文化部主管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也就是意味着它非但不是某个私人权力的呈现，而且是有这个义务将程序向全体公民开放。从专业领域来讲，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是当代艺术领域的艺术家、批评家、策划人和艺术机构管理者共同委托文化部主办的，这就决定了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在当代艺术中的公共性特征，任何与之相关的公共决策，在决策之前的工作都要向各方人士公开，并有各个方面的代表和各种力量参与论证，以保障程序的公正。在中国当代艺术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之间，我们面临到的全是新的问题，所以论证的工作不会嫌多而只会嫌少。当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作为国家的文化形象走向国际舞台的时候，紧接着的问题是，如何制定我们的国家艺术政策，或者什么样的艺术政策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这些问题不是靠中国馆在威尼斯占一个好风水，也不是让中国的艺术家打“中国牌”就能解决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前提就是它需要学术界对中国的当代艺术从各方面进行评估，从而提供各种可能性方案；而艺术委员会受学术领域委托来主持这项工作，他们都有这个义务对委托人负责，选择比较好的可行性方案来体现出艺术委员会的战略眼光。尤其像由文化部这种政府部门主办的活动，更应该体现出行政的公共职能，因为行政是社会的管理部门，目的是要社会管理诸领域都能进入民主的程序。

　　没有进入民主程序是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最大问题，这种民主程序不只指文化部对中国馆情况发布的早还是晚的问题，像现在的威尼斯中国馆的展览情况哪怕是一年之前发布，它在组织上也是程序不公正的，因为它始终没有交代清楚文化部在这个中国馆中是什么角色，是以前的行政高于一切的领导，还是一个行政事务的执行部门；艺术委员会与文化部是什么关系，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之间是不是有一定的制衡性，成员是行政指定的，还是民间推选，是长期的，还是轮换的，或者说艺术委员会是不是来自于社会的各个艺术组织，代表了各种学术力量，从而不再是某个帮会势力；还有策划人的要求是什么，或者策划人的策划方案是如何获得通过的，这就意味着中国馆的整个过程都要公开，然后在运作的每个环节上都要有监督程序，或者说，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不公正现象，任何的批评家、策划人、艺术家，艺术机构，甚至每个公民都有这个权利在这个专业领域以程序不公正为由提出异议和要求重新启动程序，而从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发布的消息得知，所谓的中国馆的行政组织者、艺术委员会成员、策划人小组就是相同的这么几个人。基于上述情况，我也要像2004年写的＜上海双年展也要成为“寡头政治”吗？＞一样，再次对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进行如下提问：(1)、决定本届中国馆的策划人的理由是什么？(2)、本届中国馆的艺术委员会组建程序为什么没有？职能区分是如何规定的？怎么就是几个人自己说了自己做？(3)、对国家文化管理部门的职能来说，在实施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计划前，理应公开听证，听证也就意味着既要有可行性报告，也要有不可行性报告，然后在这两方面进行争论，但这个争论又在哪里？(4)、既然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什么民主的程序都没有，那么文化部有这个义务回答：下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是有待于从民主程序上起步从而建立艺术制度上的公正和正义，还是依然像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那样地“寡头政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