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起而攻之，口诛笔伐的时候，有些批评家会以一种“战士”的身份为行为艺术辩护，来占据一个姿态。跻身于话语的焦点。但对行为艺术的系统研究，却总是没有成为他们的选择。当社会舆论冷却的时候，自然也就再不沾染了。一些做艺术评论工作的人，更看重的是他的地位，而不是他赖以立身处世的评论事业和观点。(在关于大道行为艺术节的研讨会上，由于在会议材料上没有自己的名字，一位批评家来了以后又愤然离去)。没有得到邀请，是绝少有评论者去看现场表演的(邀请了也只是去露一下脸而已)。更谈不上认真研究了。但如果有必要，他们还是会长篇大论的发表意见。行为艺术就是这样靠它所延伸的“社会舆论的焦点”这样一个“副产品”而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评论。

　　中国行为艺术由于在艺术市场里没有位置而不被重视，这当然也是这个文化环境一贯的态度。那些对行为艺术说三道四的评论家们到过作品现场的微乎其微，看几眼图片或录像就发表文章了。(我看到：在中国的行为艺术节上，那些经常写行为艺术评论文章的批评家几乎不见踪迹)。而行为艺术的创作者都知道，没有现场的观看，照片和录像无异于纸上谈兵。所以，行为艺术自1989年开始发展到现在，几乎没有在艺术语言和观念方面进行过系统讨论和研究。人们所有的兴趣都集中于“社会新闻效应“和“社会对抗性”。而就这样的讨论，依然羞羞答答，遮遮掩掩。隐藏不住“弄潮儿”的矫情和审时度势。

　　这种大讨论在2000年，文化部《关于坚决制止以艺术为名义表演或展示血腥残暴淫秽场面的通知》发布时，有过一次，同年，又是中国行为艺术转向和有所发展的一年，但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成就并没有得到理论家们的足够重视。拿“行为艺术事件”来讨论行政权力对艺术表达的干涉是很有必要的社会化延伸，但人们并没有看到，在哪个21世纪的第一年里，行为艺术自身重要的影响深远的表现。包括“人与动物”，“不合作方式”和“打开行为艺术节”，以及在其它地区所涌现出来的大量作品。但事实上，社会化讨论在所难免。但学术的讨论却无人问津。人们对行为艺术的关注点仍然集中于“新闻事件”和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上这一个层面是不够的。

　　关于行为艺术与社会关系的问题，在这几年，只存在这操作策略问题，关于社会习惯和主流文化的容忍与否，实际上已是没有太大的讨论意义了。中国社会公众的容忍度几乎是“无限的”。在这个层面上，行为艺术与法律关系的讨论是一个终结性的讨论。这是一个切中要害的本质问题。可以疏理行为艺术甚至是“现代艺术”与社会关系的大脉络。对于行为艺术来讲，这可能是它社会性的外延空间。在这个方面，王南溟有很多理性的思考，他所考虑到的是几个界限被粗暴的突破将会引导人们对行为艺术看法的方向。他早期对行为艺术持一种艺术层面的批评。使他的态度产生变化是来自于社会对行为艺术的非理性态度，其实，这种影响在中国可以说是渗透到除艺术之外的所有社会事件。而成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常识问题会出现在知识分子聚集的艺术届而不为大家所提及？而这又不是仅仅只是发生在行为艺术这件事上。

　　这就是一个让人回味的问题。症结仍然在于，2003年当陈履生带着那本书和背后的行政机构精心修饰一番出现在大家面前时，很多人才恍然大悟，中国的行为艺术，还是作为一个“社会新闻事件”资源，被默默无闻的想要“出来”的人抓住了利用的机会。使行为艺术又一次惨遭“强奸”(大概是最后一次了吧，它不再会给什么人带来快感了)。实际上，这一次的交锋的结果是对行为艺术的变本加厉的扭曲。行为艺术自身的发展和艺术语言的讨论再次被搁置下来。讨论的焦点表面上看似乎是行为艺术在各方面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但在“新闻效应”上的结果和对社会的影响与以前的讨论如出一辙。关注中国当代行为艺术的人士更加关注的是行为艺术背后的社会问题。但这个社会问题，如果突破不了社会现实本身的局限，我敢说，下一次的讨论不过是那些陈词滥调的重复。包括批评者和维护者。而社会问题又不可能通过行为艺术得到更具社会性的讨论。但作为一个线索，又始终没有人打破沙锅问到底。这其中的原因无疑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艺术界对行为艺术的貌合神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腐朽的文化圈子已不可能对行为艺术有什么好的帮助。社会的扭曲误解，意识形态的冷眼，艺术界的利用等等因素，行为艺术的“艺术”问题被深深的埋葬了。使行为艺术在这几年变的异常萧条。其内在性的原因在于，如果抛弃它的“艺术”可能性，而单就“社会效应”而论，它肯定是短命的。

　　“社会事件”资源的丧失，就意味着：如果行为艺术一直以来作为一个可利用的“社会效应”资源。那么，它的可利用空间非常有限。任何对社会造成刺激的“新闻事件”都是很有限的。正如一个妓女，迟早有人老珠黄的时候。如果不能寻找其它出路，被抛弃是肯定的结果。

　　目前，很多艺术家个人其实已转向其它途径或在创作上萎靡不振。我在去年和今年参与策划的两届“大道现场艺术节”过程中，征集方案异常困难。很多艺术家的方案受到策展人和各种机构的审查而面目全非。而很多综合展览中，行为艺术似乎依然成为一种“社会效应资源”或艺术类别的拚盘而被策展人反复斟酌。大多有“明显问题”的艺术家没有什么展览邀请。在大众舆论和官方文化机构不再感到行为艺术的“突兀”的时候。“社会新闻效应”自然就会减退。行为艺术就象年老色衰的妓女不再被人选择。批评家很有分寸的在社会舆论焦点时刻才会发表对行为艺术看法的文章。一些艺术空间也在将行为艺术拒之门外。因为，观众知道行为艺术的“另类”，“怪异”，“刺激”但物以希为贵，“另类”，“怪异”和“刺激”只是短暂的瞬间。虽然，观众甚至是业内人士也会与创作者的初衷擦肩而过。

　　当我们用冷静的思考和观察，将眼光转向行为艺术本身，在经历了翻云覆雨之后，中国行为艺术与这个社会已建立了一种独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它的影响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刚才所叙述，“新闻效应”和“社会事件”使行为艺术远远超出了以往艺术门类与社会的界限。与社会习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曾经使中国行为艺术的活力空前高涨。这个波澜无疑成为行为艺术在早期发展的契机。而另一方面，在这个波澜行将结束的时候，中国行为艺术的继续发展就会面临着如何摆脱以往的靠“副产品”生存的处境，而独立自主的走路。

　　在今年的“大道现场艺术节”上，我在现场看完每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之后，所感觉到的是中国行为艺术的萎缩和单调。其前景令人忧虑。行为艺术的发展所进入的广阔空间并没有在中国出现。国外艺术家在行为艺术语言方面的探索和拓展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

　　行为艺术语言的丰富性被充分的展现出来，在“身体”“事件”“偶发”的基础上，他们实验性的纳入了“戏剧表演性”“意念化的肢体”“即兴音乐元素”“似舞非舞”“身体诗歌”等等探索。一些方式也只有在现场才会有所体验。但无疑，这些探索并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探索，往往引发我们对自身探索的想象和渴求。至少，让我们看到，中国行为艺术的单一的传统线索和模式应该加以改变。而这改变的实践，寄希望于每年的几个“行为艺术节”(包括“打开行为艺术节”，“越界语言”和“现场艺术节”)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更多的艺术家，研究者和策展人的参与，需要摆脱无谓的外来干扰。

　　当人们沾沾自喜的提及中国行为艺术与社会的冲突性形成中国行为艺术特有的张力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作为一个发展的阶段，这种张力伸展的局限性和暂时性。 做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发展，它需要不断的突破局限，不断的有所作为，以开拓新的领地。

2004-8-4于如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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