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为艺术，这几年，在某些舆论潮头，批评者和维护者相遇，进行短兵相接。是常有的事。而抛开那些“事”，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它现在的处境如何，它的出路又在哪里？

　　这是个令人回味的话题：中国行为艺术走过了怎样的路？它又何去何从？由于从事行为艺术创作，同时 又参与了两次现场艺术的策展工作，对于现在行为艺术在中国的状况有了一些认识。 这些认识，又令人感到复杂而困惑。

　　从中国近几十年的艺术发展来看， 中国行为艺术一直成为美术的一种，但又与“美术”耐人寻味的貌合神离着。

　　中国当代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性质和现实政治环境，使具有冲击性的行为艺术一经出现，就带有浓厚的“反叛”“刺激”和“社会性”。它的延伸也比较广阔。使人们很容易将行为艺术与其它传统艺术门类保持分离。这种情况和整个亚洲的行为艺术状况很吻合。当然，任何一种语言都会是社会的倒映和投射。但行为艺术却更为突出的成为社会事件而不是艺术事件。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深深的烙上了“社会新闻效应”的烙印。一开始，这种“社会新闻效应”成就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发展，但到现在，它又成为中国行为艺术发展最大局限性所在(关于这一点在后面会有论述)。而同时，“社会新闻效应”作为中国行为艺术的一个”副产品”一直成为行为艺术维护者和批判者共享的资源。这种畸形的状况的结果，又使行为艺术这个作为一个具有无限性的“艺术”本身的问题不断被忽略而正在走向枯竭。

　　一个很典型的个案是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中国对于行为艺术的实验在那一年算是全面开始，但一直以来，行为艺术语言的实验性终于停留于实验性，而行为艺术在中国的处境也由于其社会因素的干扰和理论批评的扭曲而举步为艰。除了一些人云亦云的粗略判断，行为艺术在中国一直以来是作为一个社会事件而不是艺术事件，虽然它是二者的结合。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是与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的冲突，但让人感到困惑的是，中国从事行为艺术的创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又或多或少的在利用这种冲突的社会效应，而忽视对行为艺术作为学术方面的探究。这本来是一个艺术门类所必须的两条发展线索。而对于“社会效应”的利用在很大方面又是基于开拓艺术问题之外的目的。

　　在这几年，中国的行为艺术的发展实际上一直是徘徊不前的，在发展初期，行为艺术一经在中国出现，就蒙上了浓重的“事件”因素。这种“事件”因素又完全的从艺术观念层面被剥离出来。而成为一则纯粹的“社会新闻”而已。社会新闻在这个资讯时代是铺天盖地的，它令大众和行为艺术的创作者都依附于此来讨论行为艺术的社会意义。这是一种很大的片面性强调和对行为艺术粗糙的认识。

　　1989 年现代艺术大展上的“枪击电话厅事件”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种行为艺术的实验，“新闻事件”在这个作品里是主导因素，“偶发”构成了该作品的手段(早在达达和激浪派都有过类似形式的探索)。但在中国发生，我们姑且看到它的“革命性”。而这件作品又由于其“新闻事件”的效应，造成很多扭曲和夸张的评论。直到今天，行为艺术被社会确定为“奇闻”是和艺术工作者自身分不开的。奇特而刺激的行为作品成为讨论的焦点。这是很不健康的艺术评论。在1989年，很多其它好的实验性作品几乎再也没有被当时的批评家们所提及，这意味着他们同样利用社会舆论或被社会舆论所左右。

　　那些评论家们利用这个“枪击”事件(出自艺术家之手，也符合行为艺术特征)和其它的一些行为艺术来使“艺术大展”名扬世界(艺术家肖鲁的父亲在央视曾回忆说，当时接到很多国际重要传媒要求采访的电话，可见一斑)。起初，行为艺术并不在策展人的计划之内。甚至策展人还曾规劝行为艺术家离开美术馆。而后来的“社会新闻效应”又使他们改变了态度。试想，如果策展人事先知道肖鲁要开枪的话，这个作品将被他们制止而不复存在。他们更在乎的是整个艺术展的“计划内的正统”作品。他包含了后来蜚声国际并且有丰厚市场资源的架上绘画。在此之后，行为艺术便从那些批评家的视野中消失了。这种忽略甚至是一种功利的态度。那些行为艺术的实验者也都纷纷离去了。

　　我们稍加思考，就会发现，“枪击事件”这个作品的意义在哪里呢？艺术家本人都很难用她的创作或语言来阐释清楚。十几年后回来又打了几枪，炒做一番。时过境迁，这后几枪，不会使那些批评家再打起精神来。因为，原本在他们看来，它的意义与行为艺术，更进一步讲，和“艺术”就没有太大关系。美术史同社会史一样存在着难以澄清的阴谋。

　　而从那时到现在，很多以“前卫”自誉的综合艺术展策展人和艺术家同样有这样的心理。一些策展人也如法炮制，他们看到行为艺术的“社会新闻效应”，并以此来为自己积累名声，然后，再放弃这个“没有肉的骨头”(没有市场运作的可能)。比如，策展人顾振清就很明显的实行这样的策略，他在2000年所做的“人与动物”系列活动。对行为艺术的推动也是众所周知的，曾经为行为艺术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平台。但浓厚的功利色彩使行为艺术成为他与媒体的桥梁。也将对行为艺术的评论工作交给了大众媒体。其它很多策展人都在某个时间段对行为艺术保持热情。但也都是蜻蜓点水。

　　“新闻事件”在其中成为主导因素，除了成为媒体和批评家的炒做资源以外，对于行为艺术来讲，却成为一种负面的模式延续下来，理论工作者并没有将它作为与艺术相关的话题来论述过。这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中国行为艺术负面发展的开端。 在“人与动物”系列行为艺术展中，行为艺术一直被社会舆论所淹没。“社会效应”的世俗价值成为讨论焦点，同时，也成为策展人的成就和努力方向。行为艺术在这里成为各方面的一个跳板。对于行为艺术开拓性的进展也就更无法谈及了。

　　中国行为艺术的发展一直是延续了这个糟糕的习惯，对语言和观念的拓展一直被“讨论事件”所代替，大众媒体的介入使行为艺术得以在大众层面传播，但这种传播反过来又影响了行为艺术在中国的进展。大多策展人即垂涎于行为艺术的“新闻效应”又害怕惹祸上身。在操作方面，一些艺术的替代空间负责人也有极为相似的态度。行为艺术实际上已很难在专业的艺术空间里操作了。除非它还能有稳妥的“社会新闻效应”而保证没有“负作用”。

　　在前不久的“大道现场艺术节”其间，提供空间的建外SOHO方负责人在四天的活动进行两天时出面禁止。原因是在那一天，艺术家刘翔杰将SOHO外边街道上的乞丐盲艺人带入这“高尚的CBD”广场中央，引发了业主们的投诉。广告所说的“人性化和开放性”似乎不复存在。他们的那些盛气凌人的保安要求盲艺人马上离开这里。(这个事件刺激了我的神经姑且不在这里表述)在被通知禁止后的第二天早晨，建外SOHO方面打打电话表示可以继续活动，原因大概是一些媒体在头一天对艺术节进行了报道。而这些报道一定不是专业的艺术杂志所为。几乎没有看的必要了。同样的态度在去年的“第一届大道现场艺术节”的筹划中也有所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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