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与权利

　　相对于廖雯的“和平式颠覆”，徐虹的言辞显得更为尖锐和直接。廖雯显得忧郁的地方，徐虹则显得果断；廖雯显得节制的地方，徐虹显得尖利而无所顾忌；廖雯的语调委婉平和，而徐虹的语调则直接躁动。她始终像一个亚玛逊的女战士，举着声讨男性偏见的大旗，骄傲而信心十足地走在解构男权话语机制的道路上。

“当这种无视艺术本体的方法也同样降临到女性和她们的作品头上时，女性艺术家实际上就面临着一种危险的境地——要么消除自我，依据他们所定的艺术规则，用男人来代替女人，维持这个世界只有男人一种声音的标准。如果女性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试图用自己的声音说出真理，那么这些读不懂女性语言的人们，反而轻蔑地称女艺术家的语言为‘个人色彩太浓’(他们可能依据的是男性语言)，‘女画家不关心大文化不关心社会，只关心她们个人身边的琐碎小事和个人感情’(男性控制的社会，本来就只准女人如此)，由此来否定女艺术家的作品，进而消除她们的声音，将她们置于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状态中——介于人与物之间的混乱之中。”[1]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女性艺术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在历史文化情境中的地位。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艺术是在强调个人生存经验的历史氛围中展开的，这种环境促使所有的艺术家(无论男艺术家还是女艺术家)都关注自身经历。相比“’85新潮美术”时期，艺术家在作品中往往强调宏大叙事，图解哲学思想，倡导宇宙主义，使艺术带有准宗教的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国迅速进入都市社会转型期，致使中国艺术从普泛性的人文关照转向对都市生存空间的关注，对艺术家私人生活经验的强调成为中国当代艺术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不仅仅只是在女性艺术家的作品中能看到自我经验和个人意识的突现，在绝大多数的男性艺术家的作品中也能找到与之呼应的主题。那么这种认为女性艺术家“不关心大文化不关心社会，只关心身边琐碎的小事和个人感情”的论断，不过是将男女艺术家共同面对的问题简化成为女性艺术的特征。这一问题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男权中心话语对女陸艺术创作的阐释是专断的，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反对阐释》一书中，对阐释的惟一性提出了质疑。她并不是反对阐释本身，而是对单一性的价值评判作出批判，通过搁置一切价值评判，那些被主流排斥的文化艺术，才能合法地进入生活领域，从而达到瓦解等级秩序的目的。“艺术作品中最有力的因素，常常是其沉默”。[2]当批评家对一件作品进行细微的描述时，“它并不代表作品本来的意义。这些作品的价值肯定存在于别处，而不是在其‘意义’中”。[3]对批评话语而言，福柯的话是有道理的：谁占据它，谁就是仲裁者，它的对面则是他者和被看者。对中国女陸艺术的状况及批评话语实践，徐虹是这样判别的：

“几乎现有的一切制度规范，包括哲学、语言和图像的建立，都是按照一种性别所设置的。就连女性自己的语言和思维习惯都不由自主地依照这套体系标准来进行，这一切都早已沾染上性别歧视的因素，当我们试图确认我们自己时，我们都不自觉地按照别人给我们的模式往里套。现在当我们清醒过来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和声音来对抗强加在我们习惯中的不合理时，我们却丢失了自己，我们实际上成了一个哑巴。”[4]

“主要原因可能是从事女性艺术批评的人数较少，众所周知，在美术界，各个层次的组织都是一些‘男性俱乐部’，这使女性主义的批评和研究不成规模，也导致女性艺术的展示和研究难以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展开。尽管有不少男性批评家加入女性艺术研究和批评的领域，但还是显得单薄，这不仅因为由于男性批评家的‘身份’而使得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更关键的是对于他们在研究中自然流露出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话语习惯……更主要的原因和更大的阻力，来源于美术界大多数人对女性主义理由的陌生和冷漠……比如他们常常提出诸如‘艺术只分好坏不分性别’之类的观点，或者干脆拒绝谈论女性话题。”[5]

　　徐虹在这里指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失声和在艺术批评实践中声音微弱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男性中心社会设定的价值判断标准和学科规范，批评的话语权和展览的机会大部分掌握在男性批评家那里；另一方面来自于女性自身缺乏内省，缺乏面对自我处境的勇气和自信，她们怯于承认自己的性别身份。由于女性主义的困境与中国当下文化背景的复杂关系，也使得女性批评家在男性中心建立的批评话语规范中显得呼声微弱，甚至遭致嘲笑和不屑。价值判断标准的选择通过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普适的实际上是男权的规则性，忽略了边缘对中心的存在。为了不继续失声，女性必须掌握话语权，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更深入地看，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任何经验都根植于它的现实基础。女性长期被排斥的历史封锁了女性艺术家的创造力，加之中国女性面对的特殊处境，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使自己的艺术地位发生逆转。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创作无疑是边缘化的，她们试图通过自身的边缘言说，使中心变得可疑。它的逆向和反叛在动摇着既有的审美习惯，具有挑战性、革命性。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和西方女性主义艺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西方的女性主义艺术是在女权主义运动中产生的一个文化艺术现象，它是对政治权利和艺术权力话语的挑战；中国女性艺术由于个性解放的任务并未完成，所以其指向不限于女权主义的自我结盟，“妇女的社会认同需求远远高于女性自我认同的女权主义需求……社会因素直接影响个人命运，即任何个人的命运几乎都杂于一群体命运之中。这样的社会网络中，个人消失了，女人也消失了。个人和女人，最终都退守在家庭”。[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