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当代中国的美术界和中国的当代艺术中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狂妄无知、无聊游戏、追名造势、逐利拜金、跟随模仿、好逸恶劳、投机取巧、颠倒是非、恶意炒作、歪门邪道，恶搞经典，这些本不应该引以为荣的现象，现今不仅是大行其道，而且是堂而皇之，更有甚者还为其公开鼓吹。

　　失去正确荣辱观的任何“艺术”行为，在今天都有可能引起惊世骇俗或惊心动魄，特别是以“艺术”的名义，就更有可能为世俗的行为增添一些为人们难以认知的“当代的”、“艺术的”色彩。比如那种自拍下体的私密行为，本来是难以启齿的，它在过去的荣辱观中与“下流”二字相连，而在今天敢于拿出来而不脸红，实在令人惊愕。当有学者呼吁电影分级的时候，美术界为艺术而“献身”者比比皆是，成为一种潮流，也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在万般无奈之下，一脱了之，是艺术还是游戏，是艺术还是恶搞，不得而知。可是，一旦穷尽这一身体材料的运用，无耻辱可言，那么，这一“艺术”也就到了穷途末路。

　　以挑战荣辱观作为一种艺术的观念，以消解荣辱观作为一种艺术的创新，已经严重影响到当代艺术的形象，给我们这个荣辱观缺失的现实社会增加了许多难以破解的难关。因为以“艺术”的名义，许多“艺术”现象不像社会中的一般现象那样，可以一眼就能明荣知辱。在“艺术”的名义下，“艺术”就成为一种混淆是非的烟幕弹，使人们难以明荣知辱；而颠倒的荣辱观，更使人们对艺术产生“当代”的困惑。

　　在诸多现象之中，美术界的恶搞与网络上的恶搞如出一辙，形成了一种有碍于社会文明和健康发展的不良风尚。网络上的恶搞反映了在虚拟空间中的流氓意识的增长，以及人性中的恶的私隐；而现实中美术界的恶搞则暴露了艺术发展和现实社会中的诸多问题，是影响艺术躯体健康的毒瘤。这类艺术上的恶搞，将经典成为恶搞的题材和主要的内容，把领袖、英雄、历史变成一种可以恶搞的符号，其中毛泽东像首当其冲地成为当代艺术中的最为概念化和程式化的形象符号，有着种种看来非常搞笑的创意，极尽调侃之能事。而像刘胡兰、董存瑞、王成这些曾经在几代人心目中形成烙印的英雄，无一难以幸免成为恶搞的对象。

　　1957年，王朝闻接到了为刘胡兰纪念馆创作刘胡兰塑像的任务，后来，王朝闻的雕塑《刘胡兰》成了他的代表作。但是，直到1986年，王朝闻才有机会第一次到刘胡兰纪念馆看到了按照他原稿放大的塑像，却拒绝承认这是他的作品。著名版画家力群先生曾为此作出解释：“王之原作在强调少女之英勇就义，而石像则强调女性之肉感，实大异其趣了。王之原作不显奶部，而石像却故意把奶刻得丰满肥大，有如少妇，既不合十五岁少女之身躯，更背叛原作主题，有污辱英雄之罪。”然而，最近看到一尊被称为 “当代艺术”像大头娃娃的《刘胡兰》，和王朝闻的《刘胡兰》一样是被五花大绑、昂首挺胸，但是，除了突出巨大的头颅之外，最显眼的就是爆突的双乳，如八卦新闻中对明星乳房的关注一样。最不可思议的是，塑像的下部尽管是穿了裤子，可是却明显地刻出了阴部。这就是我们从小对孩子们进行英雄主义教育的英雄吗？不要去想象力群先生看了之后的感想，就是一般的公众也会反感这种用时尚的方式消解英雄主义的恶搞的八卦。

　　恶搞经典是基于人们的崇敬来颠覆人们的记忆。这种恶搞不是一种形式上的漫画化，而是一种嬉皮士式的调侃和演义，其中所用的一些时尚的因素，使这些英雄或领袖与当代潮流中的一些已经走向流俗的符号相呼应，从而迎合那些低级的或变态的审美的趣味，迎合那些具有猎奇心理的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刻意追求，以获得洋人的青睐而获得经济上的利益。

　　以一己之利为出发点的恶搞，一方面以“艺术”的名义，在“当代”的旗帜下，用恶搞成为吸引眼球的方式；另一方面，用恶搞的形式迎合西方人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知，迎合一部分西方人曲解和误读中国的当代艺术的追求。

　　恶搞经典不可能有艺术的成就，它只能成为谋利的一种手段。近一段时期以来，在海外中国当代艺术市场急剧攀升的信息中，恶搞获得了市场的支持，犹如注射了一支强心剂，恶搞之风更是愈演愈烈。正是有了这种恶搞“中国符号”的作用和影响，使得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化的倾向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一些人热捧和炒作的对象。这种以牺牲国家文化形象为代价的恶搞，尽管可能获得一时的市场上的价值和意义，可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贡献和实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