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志的功能是什么？似乎很难说清除。但它不是什么却很明确：它不是执法机构，所以无权宣判有罪和无罪；它不是宗教组织，所以不能宣判教义上的异端，无权宣告自己永远掌握着绝对真理以排除异己；它更不是狂徒醉汉，所以也不能违反情理“无理取闹”，因为正常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一本杂志不可能掌握绝对的、最高的理论权力——仅仅这样想都有狂妄僭越之嫌。杂志是可以被批评、被质疑、被讨论的，无论是它发表的稿件还是杂志的宗旨、定位和风格。

　　杂志能做什么？作为公共媒体中的一员，它可以突显自己的主张和倾向，它可以对此加以裁剪、编排、装潢、美化……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将自己的意图作淋漓尽致地表现，以达到宣扬自己的意图的目的。它可以将自己认为正确的、重要的、关键的东西尽量凸现，无论用文字还是图片，是报道还是评论，都可以为其具有最理想的宣传效果而想尽办法，以彰显自己的“主流”地位。同样，它也尽可以将那些认为与自己的主张对立的、不合乎自己趣味的、怀疑其目的动机的、捉摸不透其意图的等等东西，放在相对于中心来讲是边缘的篇幅和位置，以减低其影响，使之不能和“主流”相抗衡……这是当代市场经济中媒体惯用的手段，也就是说象杂志那样的媒体，可以突显和宣传自己的主张，但不能妄想自己具有某种行政权力。否则就会违背市场经济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公平合理的竞争；也会违反行政运行的规范——监督、制衡和权力均衡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蜕变到滥用权力以满足私欲的人类文化中最黑暗最堕落的畸形机制里。

　　当公共媒体不自我膨胀，不沉迷于权力幻想，而归位于正常状态和职能时，每一种媒体，每一本美术类的杂志可以各尽所能，“各美其美”地精心打造自己的形象，让越来越多的杂志不再千人一面，不再给读者造成“审美疲劳”。只要不是违法违宪，可以在发行量和影响面上多下点功夫，树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和艺术地位。归根结底，只有受人尊重，才会有权威。媒体的权威不是通过行政手段可以获得的，它是受众给予的光环，众人给与就有，不给就烟消云散。权威不等于权力，只有妄想的、虚假的权威才需要伪托权力来壮胆。一旦现实关系失去平衡而需要权力重新调整时，它将不再支撑虚假的权威，虚假的权威就会光晕尽散，露出苍白荒谬的本相。

　　环顾中国当代书刊，杂志众多，影响有大和小。近几年美术界的杂志多不胜举，有历史长久的老资格杂志，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秀杂志；有专注于年轻艺术家创作实践的杂志，也有关注老一辈国画家继承创新、关注市场开发的杂志；有关注某一类画种、风格和流派的杂志，更有一贯宣传“主旋律”艺术的杂志。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虽然每种杂志侧重点不同，但都自觉地把弘扬“主旋律”这个任务放在首要地位，以维护正确的艺术方向为己任。各个杂志的宣传方式和选择角度有所不同，这也是现实中的艺术风格和类型不同以及艺术家个性不同的真实反映。说明大家都在为美术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和艺术的良好环境作贡献。说中国当下美术出版物“百花齐放”，大概也不为过。

　　对这样的学术和艺术环境，大部分艺术家和理论家觉得这是安定团结的表现。违反国法，与己与杂志与环境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正常的范围内共同探讨艺术和学理，共同丰富和发展中国艺术，对大家都是一件好事。这些中学生都懂的公民义务和权力，需要大家维护。正当的权利绝不能轻言放弃。

　　但是如果一本杂志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了该怎么办？尤其是在个人偏见极度膨胀以后，他会“挟杂志以令天下”。那种驾临于众生的态势，造成学术生态的不谐和，带来愤懑、不祥之气，令人感到不安全，不能在正常的范围内思考、研究和讲话，这种局面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

　　本文开头已经表述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对一本杂志应有的职责、功能、作用、目的等游戏规则有共识，而这种游戏规则以国家法令为界限，有历史、文化、习惯和职业中人的共同道德认知为基础，那么，大家都应该按照我们那令人称羡的古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对照自己和别人，当然得首先对照自己。至于那些虚张声势以压制别人为能事者，以政治陷害为手段对付不同于己的观点者，以耍弄手腕代替学术争论者，必须鸣鼓而攻之。

　　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中有很多权术手腕，大小明暗齐备，但人们不用，不是不会用，而是不屑于用。古已有之的阴谋、权术一露脸，人们就会认出来。有的事情可做，有的事情不可以做，这是一个人从小孩子的时候，父母亲和幼儿园老师就谆谆教导过的，因为卑下的手段实际上损人不利己。而从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邪恶的好处是让后人认识何为邪恶，尽管从人性的阴暗处讲对它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