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学会阉割技术在甲骨文中就有记载。到了清代，中国人的阉割术已经发展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据历史记录，当外国人做阉割手术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六十的同时，中国人的成功率则能达到百分之百，其中无痛手术和对少儿进行手术堪称是一种绝活。中国人除了对身体的阉割十分精通之外，对精神的阉割也十分擅长，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朝的独尊儒学，宋朝的儒家独大，清朝的文字狱，再到我们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等都可被视之为是一种“精神阉割术”，方式方法无花八门，应有尽有。中国人喜欢说“习惯成自然”，久而久之，被迫的“阉割”便变成了自觉的“阉割”。《弇山堂别集·中官考十》记载过朝庭征募太监应征者无数却反使朝庭感到困惑的奇怪现象。文化艺术界为能做成御用文人争的你死我活至今仍还是昌盛不衰。中国人喜欢被圈养，自然也就甘心情愿地接受阉割，中国人认为这种愿打愿挨实际上是一种交换，即我归顺于你，你给我一条衣食无忧的生路，这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舍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又十分认同中国的文化就是一种“太监文化”的观点。
　　中国人之所以如此乐于做太监，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死爱欲历来都是由皇帝决定和赏赐。中国人没有上帝，皇帝就是上帝，但皇帝毕竟也是现实中的人，所以皇帝首先要解决自己生死爱欲的问题，如无休止地炼造仙丹和不断在民间挑选良家妇女入宫。至于国民的生、死、爱、欲，皇帝也只能管到“生死”为止，而将掌管“爱”和“欲”的权力则交给了无“爱”无“欲”的宦官们去做决定。如此一来，百姓们的“爱”和“欲”则全由宦官来决定，宦官因此也只能依照自己对七情六欲的理解和感受来传播和推广他们的“太监文化”，接受“太监文化”熏陶的日子久了，民众便由不习惯变成了习惯，不自然便变成了自然。
　　再看中国的艺术家，普遍都缺乏创造性与激情，梅兰竹菊一画就是千年不变，画老虎的一辈子画老虎，画鱼虾的一辈子画鱼虾。这只是形式上的，透过这些终生不变的形式，我们看到的心理永远也都是隐忍、躲避、自我消耗的阴阳怪气，即使有抑制不住的越轨激情也只准许用装疯卖傻的形式表现出来，否则一定是让你屁滚尿流地死于葬身之地。中国人的阉割技术除了速战速决之外还有一种循序渐进式的，如用麻绳将幼儿从睾丸根部死死系住，久而久之，生殖器就失去了激动起来的功能。另一方法则是给幼童服一种麻醉药，然后用针不间断地扎刺睾丸，使之逐渐死去。而中国人接受精神上的阉割通常就是属于这类“渐进术”。然而，这种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必然会导致精神上的病态，所以，中国的文化总让人感到晦涩、深奥和高深莫测，其实这都是阉割后忍无可忍导致的心理精神上的病态反映。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仍称这些病态的展示过程为“美术”。不可否认，在现实中的确有不少人会在观赏这种“美术”中能够在灵魂深处获得说不尽的快感，但对于这样一些能够获得“快感”的人，我以为一定都是历经了无数精神魔难后的老弱病残。
　　进入当代，中国人仍未摆脱习惯成自然的阉割状态。旧的传统阉割尚未停止，新的经济阉割又应运而生，这就使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中国文化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终于获得了空前壮大与发展的机会。中国人视“财”为“神”，尤其是在靠不住皇帝的时代，中国人对“财神爷”的崇拜也就一定是五体投地的。这时，艺术家文人就会将压抑已久的积怨转向对“财神爷”的朝拜之中。然而没有灵性的“财神爷”也未必就不会动用“阉割”的法术，可悲的是习惯了阉割的人，还没等财神爷举起手中的手术刀，艺术家们便纷纷在此之前就自觉自愿地先做完了自宫手术，以至于“财神爷”有时欲找到一个不是太监的艺术家都难上加难。
　　在中国，似乎极少能见到为了真正属于自己个人的生死爱欲而奋力进取的艺术作品，为了他人及公众的生死爱欲就更不能奢望了。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在自己的公众面前留下的也只能是一些疯疯癫癫的局外人和边缘人印象，不知这是中国艺术家的悲哀，还是中国公众和中国文化的悲哀。
　　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在经历了上个世纪的“85美术新潮”的短暂自我解放之后，也曾出现过面对现实进取和批判的局部反应。但进入到二十一世纪之后，传统势力与经济势力的双重压迫，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正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挑战，即无数艺术家正徘徊在阉割和拒绝阉割的十字路口，彼此观望，犹豫，反思，结果大家一定还是能够看到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人群，并最终形成中国艺术的阴阳两极和正负两个不同的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