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位跑文化口的记者朋友在采访我时写下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艺术批评家来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将一幅画或者一个艺术家从具体的实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他的工作是归纳而不是演绎，他被要求有升华的能力，但又要让这种升华找到一个合理的落脚点——艺术批评是给观众看的，而不是圈内人的互相吹捧和吵架”。①

　　不难看出，这位记者朋友将艺术批评摆到了社会现实的平台上，对艺术批评提出了社会化的要求，这与我本人近十年来的工作习惯倒是不谋而合。平心而论，由于自己是哲学和美学这样的学术“出身”，十几年前，在我刚开始写理论性文章时，的确热衷于运用语言缜密的逻辑推理和较为艰涩的名词概念，这和当时大家热衷于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大背景分不开。但是，90年代市场化经济生活的全面启动，使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处在转型时期，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写作之风也应该处在一个转型的关头，自言自语的精英化写作不仅局限了自己的理论视野，而且妨碍了自己思想的正常表达和传播。接受理论不仅是指文学艺术作品的接受，文艺批评作为再创造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一个“隐含的读者”（伊格尔顿语），也应有一种期待视野。

　　尤其是当批评的范围特指艺术批评时，语言的通俗易懂和风格的明快简洁更应提倡。古人云“言不尽意”，又有“意”与“象”之说，说的是语言的有限性，当然最主要的是指文字语言，因为它是我们使用最为频繁的。特别是当代艺术，许多语言媒介和材料形式的使用，已突破了传统艺术点、线、面的形象构成和含义表达，“媒介即形式”、“媒介即艺术”（格林伯格语）使得以往的接受习惯和评价标准处在“失语”的困惑境地，这就越发迫切地需要我们的批评写作方式能适应这样的发展变化，为当代艺术立言、正名。这是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提出来的迫切课题。换个角度说，人类有艺术以来，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艺术批评如此依赖，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以近年热烈争论的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为例来说说我的批评原则。艺术评论包括学术评论（我们近年来沿用西方惯例称为“艺术批评”）、新闻评论和社会舆论三部分。从学术评论的角度看，行为艺术等各种实验艺术都有其进行实验的合理性，我们不妨视之如自然科学的实验，科学家们的实验不是技工们干得了的，而且实验经常失败。那么，为什么作为人类精神领域意志自由表达的艺术就不能有其大胆尝试的空间呢?当然，自由大胆的艺术实验尝试，不等于没有学术上的激烈争论，因为人类思想的每一点前进都要以既有的文化心理积淀为基础，都要经得起学术的拷问。新闻评论是衔接社会舆论、学术评论和艺术创作之间的纽带，在世纪之交的媒体时代里，它起到沟通社会大众与学术精英的作用，当然这种沟通并不关涉学科价值判断，而关涉道德判断，它开放了学术批评的不尽之处，但也遮蔽了后者的许多独特的立场和观点。社会舆论，基本上是在新闻评论基础上形成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势力论，随机性、盲动性较大。

　　批评观的确立，最主要的是批评立场和原则的确立，在艺术领域，不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判断一切。艺术史上像德拉克洛瓦和安格尔之争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它说明批评需要有眼光、有胸襟，需要有动态的梳理和静态的比较，需要辩证、客观。

　　批评观的确立，也意味着批评方法的形成。不可否认，走过改革开放20年的中青年艺术批评工作者的教育背景和知识谱系有共同性——现代主义的洗礼。现代主义文化这位“师傅”把我们这一两代人领进了当代艺术的大门，剩下的就是看各自的“修行”了。无论是偏好于形式主义语言学，还是解构主义考古学；无论是图像学理论，还是社会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文牍主义和实用主义兼而有之的自限弊端，这比较突出地暴露在7年前围绕艺术作品意义的讨论中，说明要形成系统而成熟的并且符合中国实际的艺术批评观，对于每一位从事这个工作的同仁来说都非易事。正因为如此，我以为用这篇小文谈谈自己的批评写作状态应该算是向阐明批评观接近了一步。

  ①见《华夏时报》2001年12月24日第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