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生的现代艺术运动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及其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它也应该是催生和促进中国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动力。但是，由于中国是在世界上已经有了现代化了的发达国家，并由他们昭示、吸引、压迫和催逼而后起，所以其现代化进程多了一项冲突，亦即在任何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形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之外，还有一项作为国家、作为文化、作为民族不得不考虑与发达国家、西方文化和“外族”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艺术现象，也就不单纯是现代化的产物和动力，而且是后进国家的文化自卫和文化迎合的纠缠状态的显现。蔡国强的上海个人展，以及此前为APEC闭幕式所做的焰火装置行为艺术活动，就是一个缩影，甚至是一个政治形势和策略运作的缩影。它的意义对艺术家本人是重大的，对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进程来说，也是一种预兆。

　　2000年11月6日上海双年展开幕，首次在中国使现代艺术合法举办，并导致一个开放的氛围，带起了同时8个外国展的开办。这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同时包含着两个发展方向：一、中国从此进入了现代艺术时代，二、引起传统文化势力的反弹，限制现代艺术。第二点最后成了事实。
　　《美术》杂志在2001年第1期就转载了《有害的艺术》一文，将现代艺术中不为常人理解和接受的艺术现象定为社会毒害。第1期的文稿应在上海双年展期间就已发稿，而《美术》杂志却完全没有正面报道上海双年展的消息和讨论。第4期全面组织了对少数行为作品中违反现行法律和普通道德的反常手法的声讨，把艺术创作中的学术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同时文化部发布有关禁令，将艺术中的内容、形式和创作限度的决定权，收归政权机构处理。《美术》杂志和一些批评家，利用政治权力拆毁了80年代中期以来的现代艺术运动逐步建造的实验性的和公平讨论的平台。接着《美术》杂志第6期再次升级批判，将现代艺术判为邪艺术（因为我本人不赞成一些无聊嬉笑或身体材料的作品，但在艺术家的权利受到干预，艺术的自由受到根本威胁时公开辩解，再加上《有害的艺术》之类针对我这个“有教授职称的前卫艺术家”，所以被判为邪艺术的精神教父）。

　　7月，江泽民主席发表了《七一讲话》，中共中央重申进一步开放政策，8月，中国《新闻周刊》对我进行专访，才在艺术界外给了一个公开讨论现代艺术的论坛。但大势已难挽回，正是在这种风云变化中，才能意识到蔡国强的APEC艺术行为和上海个人展是一个缩影。

　　而在重大的政治形势之下，还包含着上海市委和上海美术馆如何维护自己举办现代艺术展的“合法性”，进而如何伸张这种方向来塑造上海的现代都市形象的策略。只要蔡国强能被中央请来做艺术行为，只要蔡国强能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人现代艺术展，等于肯定了一年零三个月之前的双年展是正确的。

　　2000年的双年展最突出的特点是蔡国强、黄永ping为代表的在世界上成功的现代艺术荣归故里，也是以侯瀚如、清水敏男为代表的按西方艺术标准在世界上成功的策展人主导的中国的现代艺术活动。

　　这样，问题发生了变化。上海双年展上诉诸艺术讨论的“侯瀚如现象”，即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是中国国内现代化过程中思想的剧烈冲突和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变化，是否要交给住在西方的以西方标准进行工作的人来“评选”。而在西方已经完全成功的艺术家（他们无论国籍还是代表身份都已起变化，如黄永003代表法国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是否能向世界反映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这个问题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性质、评价的根据，诉诸讨论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澄清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现代化以及艺术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提出这些问题不应得罪侯瀚如和海外的艺术家，我在主编《西方20世纪艺术》（山东版《世界艺术史》8卷本第7卷）已把海外中国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成就写进世界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艺术史篇章。自从《美术》杂志的批判以及引起副作用，现代艺术的活动重新边缘化、地下化、投机化。但是，本来我们提请注意的“侯瀚如现象”，却在意料之中真正成为中国现代艺术活动的主导，也只能由这种现象去主导了，也许这就是中国现代艺术运动的运数?

　　所以，中国的现代艺术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是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际冲突，而是反映国家开放后的文化冲突。即中国文化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中国牌在国际牌局中如何打?在世界文化竞争中如何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和推崇?如何在西方文化的总体趋势下保存和发扬自我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局势下争取个人的成就和民族的尊严?如何让一个落后国家在先进文化的逼迫下还能原创性地发展，崛起为未来的英雄?如何在相对艰难的境遇里，依然慷慨地承担人类未来的责任?

　　事实上，以上问题的解决过程，又会不间断地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变革过程，只不过在一年以前在国内进行现代艺术活动者现在已失高台，不久还会有西方人或长期旅居西方的华裔来入主中国的美术馆、博物馆和现代艺术展。蔡国强的上海展，是一个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