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秋草(1906—1988) ，字秋草，以字行，号犁霜、实斋、劲草。生于浙江鄞县。1923年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8年创办白鹅画会；1934年任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美术杂志》编辑；1946年任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展览部部长；1947年任上海美术馆筹备会设计委员；1950年任上海新国画研究会主要负责人；1956年任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委员；同年任上海美术展览馆馆长。
陈秋草有“兼长中西绘画”之誉。在他百岁诞辰前夕，笔者约请李维琨先生畅谈这位前辈的艺术与人生以为纪念。
陆权、樊晓春(以下简称陆、樊)：李先生，从中国美术史的角度，您怎样看待陈秋草老人的贡献及其意义呢？
李维琨(以下简称李)：以我对陈秋草先生的有限了解，他是一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也是一位活动家和组织者。上个世纪上海美术的兴盛和繁荣离不开像他这样的一批美术中坚分子的积极活动和运作。1928年，他与潘思同、方雪鸪二先生倾资创办的“白鹅画会”与“白鹅西画研究所”，开国内创办业余美术团体之先声，学生达数百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和鼓励。当代知名美术家江丰、程及、刘汝醴、费新我、张雪父等先后都在“白鹅”深造过。
陆、樊：您对“白鹅画会”怎么看？
李：19、20世纪之交，开埠后的上海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涌入，给这座城市注入巨大活力，也激活了美术教育，促进了美术社团的成长。据2004年12月版《上海美术志》统计，1900至1947年这一时期，大大小小的美术社团共有145个，其中刘海粟办的“上海美专”与汪亚尘办的“新华艺专”比较有名，学生多数是追赶潮流的富家子弟；另有“白马画社”、“蜜蜂画社”等等。陈秋草发起成立白鹅画会算不上是什么特立独行的事件，但是当时能像他那样将画会视为一项事业并持续活动的人并不多。
陆、樊：陈秋草在办学初期就曾说过“我们满腔热情，真个的力量，很忠实地引导一般研究同志，走向艺术大道，而一般研究同志，也跨大步前进”，“发扬艺术之真精神，宁愿牺牲生活上的诸般享受”。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对艺术的真诚和一腔热情，使他找准了以学养艺、以艺养学的切入点，这也影响了当年“白鹅”的学员，培养了实用美术方面的一支庞大队伍。
在办学的同时，陈秋草还办了许多出版物，如1928年的《白鹅画册》、《装束美》(与方雪鸪合作出版的妇女时装刊物)，还有1929年连续出版的白鹅年鉴、画刊，1934年受良友图书公司委托主办的《美术杂志》(出版三期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美术杂志》刊登过王济远、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吴大羽、潘天寿等人的绘画作品，还发表过傅雷翻译的《艺术心理学》及黄宾虹的《论中国艺术之将来》、尼特(倪贻德)的《现代人体画》、李仲生的《二十世纪绘画的出发点》等文章。这些刊物内容既丰富又专业，但时间很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李：当时的上海作为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海外各种新颖的文艺思潮与形式的抢滩、引进与交流非常频繁。各种文学作品，新奇的声(音乐)、光(戏剧、魔术)、电(电影)艺术吸引着人们的感官，刺激了文化消费市场，也刺激印刷业日趋发达，带动了出版的繁荣。根据统计资料，1911至1949年，全国出版的美术期刊共约三百五十五种，其中沪版有145种，占全国的40.8%(见许志浩编《1911—1949中国美术期刊过眼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6月版)。当时许多期刊都是昙花一现，近半数出了一、二期就夭折了，像《滑稽画报》(张聿光编)、《画学月刊》(刘海粟、黄宾虹编)、《美术电影》(蔡西泠、茹茄编)都只出了一期。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艺术文献》(阿英主编)是由于政治原因被查封，其他则或因团队分歧，或因编者兴趣旁移，而财力不支大概是主要因素。陈秋草编的期刊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当时的中国，久贫积弱，美术的发展只能靠从事美术者个人的理想、信念、爱好与奉献支撑。因此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视像陈秋草这样一批艺术先锋人士，如果没有他们，近代美术史就不会那样色彩纷呈。
陆、樊：“九·一八”的炮火毁掉了陈秋草的学校，连《秋草雪鸪粉画集》的成书和原稿也毁于一旦。1938年8月白鹅绘画补习学校停办。陈秋草这段时间的作品，如《昙花落日图》、《鼠威图》、《投笔从戎图》、《张苍水像》等，带有很强烈的抗战意识，他以此寄托自己的家仇国恨和决不屈服的民族激情。另外他还积极举办“抗绥画展”、“救国公债义卖画展”。
李：那时上海处于租界并立的状态，各种政治文化上的不同见解可以同时并存，为许多进步艺术家提供了创作的土壤。
陆、樊：上海沦陷后，陈秋草因进步活动受到巡捕房恫吓，只能回到“■之■”中“独善其身”(秋草自况)，面壁钻研传统中国画。为了生计，他也不得不参加一些政治性的或私人办的笔会，但他很少开口，画完就走。他在笔记中记录过他拒绝送作品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展览。80年代他曾被安排去日本办展，临行前，他摔跤骨折，为此他高兴地对子女说：“幸亏骨折，可以不用去日本了。”这种行为常常令一般人难以理解。您觉得民族气节与画家素质有必然联系吗？
李：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笼统地讨论艺术家人品与画品的必然关系，容易掉入纯道德主义的泥沼。
陆、樊：陈秋草在笔记中写道：“1946年秋，一批重庆等处的美术工作者返回上海，其中有我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我对他们很有好感，因此，当‘木刻协会’提出要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时，我就积极介绍他们到上海大兴画廊协助办展。由于这个展览的影响，许多其他画种的作者都有了组织美术作品参加联展的要求，在接下来的联展中，各个画种都参加了。”是否可以说，陈秋草是美术联展最早的策展人？
李：不能这么说。上海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最早发生碰撞的地方之一，举办联展的最早时间很难确定。但是陈秋草在策展方面有他的特长，因此他成为上海美术展览馆的首任馆长并非偶然。他在上海美术作家协会工作的三年内组织了四次画展，参展者有丁聪、庞薰■、钱辛稻、刘开渠、张乐平、陈烟桥、郑野夫、杨可扬、陈秋草、邵克萍、麦秆、张乃雄、米谷、郁风、丘堤、潘思同、石金虎、刘佩珍等。整个画展全程有《大公报》记者跟踪采访。就是从今天来看，展览中推出的许多画家与作品还是站得住脚的。
陆、樊：上海美术作家协会成立于1946年，陈秋草是筹委之一，主要负责展览事宜。“这个团体从表面上看由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领导，实质上是人民团体，它所做的是开展民主活动，后来逐步为反蒋迎解放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陈秋草语)。他们以协会的名义参加了各种进步的民主活动。1948年，陈秋草应邀参加了由施南池等人筹办的上海美术馆筹备委员会，对这些活动的参与体现了陈秋草作为一位美术活动家和组织者的素质。
李：新中国成立之后，陈秋草依旧是个活跃的美术活动家。1949年7月，陈秋草参加了在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这是他“毕生最大的光荣和幸福”(陈秋草语)。当时他撰写的《嬉杖肆谐当鄙稀罚掷镄屑涑渎硕匀嗣褚帐跫业脑扪铩Ｈ玢宕悍绲某虑锊萋臣で榈赜胪室黄鹛教殖锘虾５男鹿芯炕帷?br>
陆、樊：上海的新国画研究会成立于1950年，陈秋草是执委之一。上海许多有声望的国画家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先后举办了11次专题讨论座谈会，讨论“旧国画的形式主义与文人画的笔墨情趣，批评旧国画家思想上的宗派倾向，师承关系的局限”，竖立起“艺术为当下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李：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新国画研究会组织过三次年展，作品都是以新的人物画为主。有观众留言道：“国画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新时代党的领导下，变成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形式”；“解放后一切都在改变，连自命清高、喜欢吟风弄月的先生们也渐渐走向实际”。也还有观众批评吴湖帆的红旗画得太小、刘海粟的桃子完全是旧国画……这些表明展览的社会影响还不小。
陆、樊：1951年，新国画研究会还组织作品在全国各地巡回展出，展现了“中国画工作者在解放二年来对政治的体验和认识，和革命文艺配合起来，担当了与旧的残余势力作斗争的战场勇士”(陈秋草语)。许多非会员画家也纷纷要求参展。展览在探讨改造旧国画艺术道路的同时，还配合当时的抗美援朝，举办书画义卖、捐献子弹、慰问战士、救济朝鲜难民等活动。
李：是的。但是严酷而不间断的改造毕竟给许多人带来了不适的心情。陈秋草作为研究会一名主要的组织者，自然会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这场改造中国画的运动，对他本人的艺术生涯产生了巨大影响。
陆、樊：陈秋草在参加大量社会活动的同时，办学念头又从心底萌发。1950年，经上海市文化局批准，“新中国美术研究所”成立，向社会公开招生。就像当年创办“白鹅”一样，陈秋草又腾出了自己的住房。
李：这次办学是“白鹅”教学思想的延续。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大都可以考进艺术专业院校，或者进入出版界、工艺美术界，成为书籍装帧、产品设计、美术教育等类艺术专业人材。这是作为艺术教育家的陈秋草在生命中最为闪亮的环节。
陆、樊：陈秋草最初从学习水彩画入手，后来尝试粉画，兼擅油画，抗战期间又改行画国画。您怎样评价他的艺术？
李：从他在1934年《美术杂志》上发表的个人作品来看，陈秋草属于接受西方艺术新思潮的先锋人物。如第一期封面画的是罗马式立柱，寓意进入西方艺术的殿堂。他的作品《诱惑》、《青春之舞》与当时决澜社一批画家有很多相似之处，带有学习立体派的痕迹。第三期封面又强调平面感和装饰性，明显有阿旺桥派的影响。这种弱化三维空间的绘画风格与中国传统的线描画法相近，但是更强调色彩的作用。这些特点渗透在陈秋草晚年的中国画作品中，例如《清流》就强调自然光影的晕染效果。陈秋草用色很大胆，还将玩具和其他一些生活用品加入画中，突破了传统中国画题材的局限。在构图上，他更偏重于情调空间的营造。可以说，陈秋草是一位中西合璧的国画改革派人物。江丰先生曾饱含感情地说过：“秋草先生是我青年时代学习美术的启蒙老师之一”，“他不满足当一个陈陈相因、以临摹前人为能事的国画家。但他对传统笔墨是很有研究的，所以点染施色不流凡俗”。
陆、樊：1953年以后，陈秋草连续出席了二届、三届“全国文代会”，又担任全国美协二、三届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56年，他参加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任上海美术展览馆负责人。1957年他与蔡振华起草美协改组章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至1965年期间，由陈秋草参与组织举办的各类画展逾700个。他不仅为一些重要的展览撰写介绍评论、宣传文章，还在百忙之中著文记录他对于生活的认识和对绘画的思考。“文革”期间，他遭到了命运的另一次打击。当时，他在家中摆满了绿草，客人问：为何不种些花呢？夫人笑答：心花不开。即便如此，陈秋草对美术事业仍是一往情深。据工作人员回忆，平时他对展览中的配框、布局等工作总是一丝不苟，再忙再累也从无怨言。在“文革”期间也经常会看见他穿着蓝布工作服，抬着竹竿、提着铅桶布展的情景。
改革开放来临，陈秋草也迎来了他的“夕阳红”。1983年，他以78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圆了一个梦。1985年，上海美术馆为他举办个人画展，出版《秋草画集》。1987年，在陈秋草生命的最后一刻，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了“六十年艺术生涯个人画展”，使他得以和阔别多年的老战友刘开渠、丁聪等人欢聚一堂，共同抒发人生感慨……
(转载自《美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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