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者留心，会经常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河北某某画种，或者某某次大展河北在全国名列前茅。

　　河北美术在全国究竟站在什么位置呢？

　　抛开美术家群体，直接谈河北美术难免空泛。应该说河北美术家的知名度，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河北美术界的“高度”。

　　前几年到深圳何香凝美术馆进行交流，该馆委托我邀请李明久到那里举办画展，随后又提到了韩羽、白云乡、钟长生、季酉辰等数人。期间，与美术评论家、深圳美术馆收藏研究部主任鲁虹研究员闲聊，他还谈到王怀琪先生曾经引起轰动的连环画《红旗谱》；陈传席在撰写现代中国画史时，甚至还与笔者提起地处邢台的不甚知名的已故花鸟画家白寿章先生，韩国、日本都邀请过铁扬先生去举办个人画展，从这些画家的影响可见河北美术的实际地位，国内外的业内人士是很关注的。

　　河北美术家的整体水准普遍不低，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在各地美术院校进修的河北籍学员大都是班里的佼佼者，比如白云乡、戴魁等人都曾遇到过“是老师教你还是你教老师啊”的玩笑。河北的美术人才纷纷流入北京、天津等地，它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河北美术基础的雄厚。但河北还是缺少闻名全国的名家大家。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仅仅通过美展获奖，来确立自己在画坛地位的想法，是幼稚和不切合实际的。著名的革命历史题材国画《八女投江》，曾经在全国产生过很大影响，编写现当代美术史都要将这幅作品辑录其中，但是该画作者王盛烈在画坛并没有多少地位，究其原因还是他的表现手法未能突破前人以及艺术创造力缺乏。崔子范、吴冠中、齐白石、傅抱石等前辈都没能在全国大展上获奖，李苦禅先生仅在“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上获得过三等奖，但是他们在美术史上却溢彩流光。

　　河北的韩羽、李明久、王怀琪、白云乡、铁扬等名家均在全国美展获得过铜牌奖，但是他们对艺术的理解，他们艺术创造的纯度均远远高于获得金牌奖的河北画家钱宗飞、获得银牌奖的河北画家郑峰。成为名家大家的关键是整个画坛的认可。

　　河北美术为什么缺少名家大家？

　　首先是缺少欣赏者。艺术的发展必须通过经济发展的基础来实现，人们只有解决了温饱囤积了财富，才可能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艺术。

　　清代绘画有三大重镇，清初在徽州，不仅本地有新安画派，而且姑苏画派、宣城画派以及石涛、石溪、龚贤等大家均聚于此，就因为徽州是商业重镇，众所周知的徽商即兴起于此。清代中期的绘画重镇在扬州，全国的画家差不多都汇聚此地，儒商、中产之家以室中悬书画为荣。收藏书画的人多了，就要互相品评，这些自发活动使书画品位日趋精妙。重文的氛围吸引了八方文人墨客流向扬州。苏杭一带至今仍保持着爱好收藏书画的传统。

　　而成为省会也不过才30多年的石家庄是随着卢汉铁路(卢沟桥到汉口)的兴起，从小村庄发展到时下的规模的。由于省会几经迁徙，文化中心也飘忽不定。她在河北的工业基础远不及唐山，文化底蕴远不及保定。而南三条和湾里庙市场尽管驰名北方若干省份，但是都是批发针头线脑的商贩，自然不可能倾囊去消费艺术。

　　美术家对文化滋养的渴求，是需要相应的土壤的。倘若一座城市文化匮乏，画家们最倾心的是追逐技术的精妙。时下的石家庄，很有一批这样的美术家，也就是说，画面除了美，好看，就再也没有其他可琢磨的内涵了。细究起来，恐怕还是跟河北的人文环境有关。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是1902年开办的两江优级师范学堂，该学堂1906年设置的图画手工科为中国首家美术系，再后来又成为中央大学艺术系。湖北美术学院的前身———武昌美术学校，早在1920年就已开办，1923年升为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山东艺术学院的前身建于1950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前身建于1954年，广西艺术学院的前身建于抗战时期的1938年。反过来再看看河北，河北省美术的最高学府河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直到1971年才设立美术专业。这种传统不能不影响到河北的美术。
　　地域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人才流失也是造成河北缺少名家大家的一个原因。

　　河北省是京津门户，是首都联系全国各地的必经之地。但是人们大都匆匆穿过，很少有人在河北的“政治文化中心”———石家庄中转逗留。从经济角度考虑，上述条件也许是优势，但是对于河北的文化来说，却是个劣势。秦皇岛深受沈阳、天津和北京的辐射，沧州则受天津和济南的辐射，张家口、承德又受北京的辐射；廊坊受天津、北京两座城市的辐射，保定也受北京的辐射。而武汉可以辐射整个湖北乃至中原，西安可以辐射整个陕西甚至大西北；哈尔滨则辐射整个黑龙江和吉林部分区域，而上海则辐射华东乃至南方。

　　辐射也是吸引。著名画家梁岩、谢志高、胡振宇、唐勇力、郭宝寨、刘进安、孙刚、梁占岩等都先后被“吸引”到了湖北、北京、广州、天津等地；即使从哈尔滨偶然调入石家庄的李明久这样画坛重量级人物，也曾一度调入广东美术馆，后来经有关领导劝说才“迷途知返”；河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王国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目前工作关系在河北，却已经在北京购买了住房，不定期或者长期在北京活动的美术家也不在少数。如张家口美协主席钱宗飞、河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王国彬、邯郸美协主席李向明等等。还有以各种名义在北京活动的知名画家、理论家明瓒、古泥、陈震生等等。

　　融入北京的美术圈所带来的收益是显而易见的。钱宗飞与解放军、内蒙古、北京3位画家一起在老甲艺术馆完成了《民兵史画长卷》(长110米、宽2.2米)，这幅作品的局部获得第九届全国美展金牌奖，这也是河北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惟一的四分之一金牌奖。毕业于河北师大、原在华北石油教育学院美术系任教的岳敏君，也是因为到北京寻求发展，到后来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受到画坛瞩目，而今已经成为“流浪画家”代表性人物。

　　而早年从河北“出走”的名家大家，则可以用占据整个中国画坛的“半壁江山”来形容。二十世纪中叶饮誉全国画坛的赵望云、秦仲文，随后的王雪涛、黄胄、周思聪；在当代画坛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孙奇峰、老甲、贾又福、石虎、张广、张步、张道兴、霍春阳、张仁芝、史国良、杨延文、白庚延，广东画院院长王玉珏，云南美协主席王晋元等等。

　　一座城市是否拥有一定规模的美术馆，也是衡量这座城市市民审美水准的重要参照物。河北6700多万人口，却没有一座美术馆，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粗略统计，深圳仅国有美术馆就有三处，何香凝美术馆、关山月美术馆和深圳美术馆。私立的各种形式的美术博物馆、藏画馆不计其数。据说河北美术馆的建设已被列入议事日程，但愿她能够早日竣工，让世界让全国了解河北美术能够有个明亮的窗口。

　　笔者以为，河北美术只有解决艺术环境、人才的流失等问题才能有比较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