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理论和理论家均离不开黑格尔的理论怪圈：时代精神。因为即使普通人谈到一个时代的特征，捕捉一个时代的概括性状态，总是离不开"时代精神"这个概念。当代的建筑论述中，那些试图批判与躲避这个词的人，往往是以这个词的轴心，或是在一个平面或是在螺旋式上升中绕轴心转弯子。

在所谓后现代、后结构主义之后，还未见出建筑界有什么新的说法，生态建筑、智能建筑，似乎也难以构成"范式转换"的意义。建筑理论的寄生性特征，在当代暴露无遗。--因为哲学界的沉寂，建筑理论家们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哲学圈子里的露头人物，于是悻悻然回到学院照旧本宣老科去了。

在中国，代替建筑艺术这一曾领风骚数十年的概念，能对普通城市居民动之以情，诱之以利的是城市膨胀与房地产业的兴起。返观20世纪的下半叶，中国的建筑业裹足不前、建设量非常有限之时，建筑艺术与意识形态纠缠不休，反而引出了建筑界的许多话题：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中而新、新而中，及至世纪末，现象学、解构主义、地方文脉主义、人文主义之类角色，象从天而降的一大批大明星，一时间在中国演闹得很欢。当房地产业正而八经地兴起，披坚执锐、茹毛饮血、趾高气扬的地方老板们粉墨登场之后，历史学家们、理论家们、建筑界的知识分子们一时目瞪口呆，缄默了。

但是，另一方向，建筑设计师们确实有了大规模的、超负荷的锻炼机会，设计界的水平有了很大进步。非常奇怪的是，设计大军们是随便捡一面世纪末舞台上飘落的旗帜冲锋陷阵的，是在混乱的、当然也是复杂的旗帜指引下攻城略地、据寨筑城的。没有理念或理念混乱或理念消失而提高了设计水平，要是在往旧，这应归于"手法主义"的胜利。但是在今日，我们嫌"手法主义"之说都太过沉重，归之于"理念解构"也显太过矫情，只好说句大实话：这个建筑世界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中国的建筑理论家们原来本来是在西洋杂志、书籍中讨灵感，讨解释的。他们只见到了图片与文字，机会多一点的还见到了西方建筑理论的物证与部分人证，但他们没有见过建筑的委托人，没有建过那些或文质彬彬或粗俗不堪的资本家，一句话，没有见过一西方建筑的具体操作过程。所以，由文字到文字的理解、阐述过程中，理念很容易获得生存衍化的空间。在中国，先是见到形形色色的长官，理论家们还心存不屑，因为长官代表着人民，理论家们骂长官意志对建筑艺术的干扰，骂则骂矣，心里还期待着另类空间，另类非长官意志决定的作品。可是，当潘石屹、王石这帮委托人出现于房地产界的舞台上，而建筑理论家们在城市公共建筑领域乏善可陈，只好将目光盯着房地产界时，不傻眼才怪呢：委托、设计与建造的过程是如此活生生，如此没有理念，如此地不好归类。

地产巨头们似乎窥破了建筑学家的心思，或者是想推动并利用一把建筑学界，并进而使地产巨头自身成为建筑学术的关注对象，于是发起了"新住宅运动。"但是，历史与现实并没有提供地产巨头与建筑学界合的机会，同床而异梦，于是各奔现实而去：一个是奔企业规模化扩张的目标，一个是奔理论与学术的荒漠。

无论是何种建筑理论，都逃不过对建筑美学或建筑在艺术系中的角色这方面的论述，尽管美学上的论证总是循环的，但是建筑师们总是通过这种循环论证来把自己与工程师作出分别。评论家和理论家更多的是背囊中塞满哲学之前的弓箭手，箭头涂满哲学的毒药，射向某一个具体的靶子，幸亏弓箭手往往力气用尽，毒药熬干并射出靶外，所以建筑还是那个建筑，理论却已不是那个说法。

最近看《南方周末》，其中一期刊登了关于逃亡的诗人们如今的踪迹，有作了县长、处长、科长的，也有成为拍卖行经理的，更多的是操起平常人的营生，在城市的角落里默默地生活着，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再写诗，但是怀念诗。不知怎么，就让我想起贾平凹的《怀念狼》，取其字面的意义，诗人们就是怀念着自己曾为狼一样疯狂凶悍、野性的时代。可是逃亡的建筑评论家们，连怀念狼的机会都没有。城市迅速发展之时，城市报纸上没有建筑与城市评论和定期专栏，仰承地产商旨意的商业记者成了地产评论--权当是建筑与城市评论的红笔杆儿。

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世界性理念，在中国的媒体上也大行其道，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然而注意力经济的潮流，也把地产商的魔爪引向了那些最敏感的地带，比如长城下、湖边、海滨。历史名胜与水源保护区，是文化与自然发展可持发展亟需保护的地段，当然也是掌握着注意力经济的商人们急欲吞下的肥肉，于是就有各种高明的或粗暴的侵占，而且大多会通过合法的途径获得这些宝贵的土地。

项目做成了，而且还可以在国际上获奖，注意力经济与艺术获得了成功。这是理念消失时代的好处。评论家后缄默，吹鼓手们狂欢。

国家大剧院是引人注目的，关于这个剧院，老专家新专家们倒确是有话要说，但只能在较不公开的场合说上不痛不痒的几句，我真的希望专家们能"大放厥辞"，我相信安德鲁斯这名法国设计师会十分乐意听，当初贝聿铭为罗浮宫地下扩建工程设计时，有多少法国名流大放厥辞也没获罪于人民获罪于贝聿铭！可是我们的国家大剧院委托人不太愿意听批评性的话，有节制地让人们非议几句，大家就听从命令转过背去，坐下别吱声。

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放开来让我说，我又能有学术资源供我取用，用于张弓射箭射向那个透明的穹顶呢？足球是圆的，一脚下去可能偏向任何地方，就是进不了门，那个穹顶是椭圆形球状，也可以把我的箭避挡到任何地方，还有可能误伤对面那位与我一样站在蛋壳边骂骂咧咧的朋友。何况，到我这种年龄的中年人，一方面想象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建筑应该有些新意思，多些亲切，多些民主，多些技术含量，这个大蛋壳应该会在这些方面努力吧；一方面又想像着民族的并不严整却有些森森然的象征体系，似乎也不应该在大剧院这个地方构成突然的、大面积的断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蓬皮杜文化中心可能堪称词句的断裂罢，而中国国家大剧院对于天安门广场周边的文脉，会不会伤及段落的肢解呢？

在理念消失的时代，段落与结构也可以消失，那么，找个人的揣测又有何意义？

回过头来看看那些让建筑理论家、评论家嫉妒又窝火的地产巨头们，他们精明得跟胡雪岩一样对这种公共建筑不置一辞。他们对于建筑师是委托人，而公共建筑的法人代表们是地产商们的更大的委托人，没有人愿意对自己的委托人说三道四，无论是注意力经济也罢，传统经济也罢，在理念消失的时代，只有傻瓜才当烂头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