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达利绘画原作展”的来华展出，一时间萨尔瓦多·达利被新闻界炒得热气腾腾。事实上，对于中国人来说，达利的艺术确实像是一种适合于爆炒的“生猛海鲜”。换句话说，在达利艺术的奇异面目与新闻媒体的狂热反应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契相投、彼此呼应的必然性。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全面完整地认识和理解达利及其艺术，这道原本营养丰富的海鲜大餐对我们便会真的成为一剂有伤肠胃的“泻药”。

达利癫狂怪异的处世作风，达利艺术梦幻荒诞的品格特征，以及整个超现实主义艺术在非理性和潜意识领域所作的积极探索，人们已经作过较充分的研究，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但是，正如安德烈·布雷东在1924年的《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所指出的，超现实主义是一个真实与幻想、理性与非理性的混合体。也就是说，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除了非理性与幻想的一面，还有理性与真实的一面。在我看来，对达利艺术的两面性，特别是它理性与真实的这一面，人们还缺乏足够的重视。

在《我们需要达利吗？》（原本题为“达利艺术两面观”，载《文艺报》2000．5．27）一文中，我将达利的摄影作品《达利与七裸女骷髅》与《红楼梦》中跛足道人送给贾瑞的风月宝鉴相比，指出在表达生与死、爱欲与毁灭、美丽与恐怖对立并存的象征寓意上两者的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达利本人也恰似曹雪芹笔下那位疯疯癫癫的老道人：外表痴顽，内含睿智，胡言乱语之中暗藏禅机。对于达利，我们要透过那故作癫狂的行为举止，看到其天主教徒的慈悲情怀，对于达利的艺术特别是后期作品，我们要透过那荒诞诡异的形象，看到其对构图造型的苦心经营以及对宗教信仰的诚挚表达。

我们知道，20世纪非理性主义的产生是对工业文明极端理性主义的自拔，作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一场文学艺术运动，超现实主义与疯狂的战争有着内在的关联。布雷东在1930年的《第二次超现实主义宣言》中写道：“人们看到超现实主义不怕变成一种绝对反抗的、决不屈服、永远破坏的教义。它所期待的只是暴力……最简单的超现实主义行动，是握着手枪来到街上，尽力向人群胡乱射击。”从这段话中我们知道，与其说是战争导致了非理性主义，不如说是非理性主义导致了战争。尼采说过，“上帝死了，因此，一切事情可能发生”。20世纪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神性失落、兽性膨胀的结果。

达利在其盛期创作了大量战争主题的作品，这些作品显示出他对现实世界和人类生命的关心。由于其创作主题的现实性，达利受到布雷东的指责并被开除出超现实主义集团。从40年代末亦即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达利将创作主题转向了宗教和神话。作为一个清醒的幻想者，此时的达利开始了对战争产生原因的反思。正是由于准确地揭示了现代人类的悲剧命运和其产生的根源，达利受到梵帝冈教皇的特别器重。他的一系列“十字架上的基督”被天主教会誉为20世纪最杰出最宏伟的宗教画。

如果说达利的战争题材的作品是对人性中恶魔的揭示，那么其后期的基督教题材的绘画则是对人性中天使的颂扬。达利将超现实主义从非理性、潜意识梦境（它们多半是人性中的阴暗面）的发掘提升到对崇高和神圣的追求，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尽管弗洛伊德已经裁定达利的艺术不能作为潜意识学说的注脚，但丰富而深刻的人性内容仍使达利的艺术具有永恒的魅力。

从达利的宗教绘画中，我们洞悉到西方人的忏悔意识。透过画中那悬垂在太空中的基督形象，我们还看到了德国总理勃兰登·科尔一次又一次地跪倒在波兰纳粹集中营死难者墓前的身影。这不仅是对那些无辜死难者的谢罪，对疯狂战争的反省，更是对上帝的忏悔。在1941年完稿的《达利自传》中，达利写道：“上帝既不在天上，也不在地下；既不在右方，也不在左方，上帝恰恰就在有信仰人的心里。”

我们对西方人灵肉两分的“二元论”世界观及其极端主义思维模式多有了解，但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二元论和极端主义对西方文化具有自我拯救、自我更新的自律功效。换句话说，西方文化的极端主义亦即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弊病永远能在其二元论的宝库中找到解药。西方文化便是这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物极必反”中不断嬗变、不断更新。

两面性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特性，即使在达利的超现实主义艺术中，两面性也依然存在。达利的艺术提醒我们在认识借鉴西方文化艺术时切不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当年弗洛伊德对达利说：“你的画使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潜意识而是有意识。”这里，我要模拟弗洛伊德的语气补充说，达利使我感兴趣的不是恶魔的一面，而是天使的一面。

在《达利自传》最后的附言中，达利写道：“在我还没有信仰时，我害怕死后见不到上帝。”当1989年达利以84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的时候，他是平静而安详的，因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可以见到上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