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美术界，有一部分人很值得我们关注。历史上，他们曾是中国美术所谓的主干。今天，如果我们客观分析与判断，他们也还能算是中国美术的“中坚”。以中国整个艺术家群体作为标尺来估计，这些人在今天为数已经不多，但他们却因代表了某种体制的意向，且因此在文化上具有了某种影响力，显示了自己在中国美术中较“强硬”的作用。他们，就是被许多人视为“保守”的一群。

　　因为中国特殊的历史，“保守”在艺术中的名声并不好。说到它，人们就会想到艺术中某些“落伍”的思想或“陈旧”的手法。人们习惯地认为，被视为保守的，必定是滞后的、代表了旧的观念与标准的，阻碍艺术前进发展的。因此，艺术中的保守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但在今天的中国美术中，被视为“保守”的艺术家的“保守”却有些让人生敬。这种“保守”以保卫中国文化和中国美术的纯粹性为己任，执着地守望着我们民族文化的家园。这种“保守”很孤独，却有一种独立而冷漠的艺术态度。他们执着于自己的这种态度与精神。然而在今天，这些艺术家们要保守自己所要保守的并坚持住，谈何容易！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间，中国美术经历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如大西洋海啸般的冲击和荡涤，经历了因这个冲击和荡涤带来的巨变。在这场巨变中，“保守”艺术家们表现出了某种清醒。他们意识到，中国美术正进行着一场深刻的革命，一场破坏与建设并行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他们有责任保守住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纯粹性，使之得以成为建设中国新美术的基础。然而，当这场革命促使中国美术的思想由封闭向开放转变，观念由一元向多元发展，当中国美术中独立于国家体制之外的独立策展人、独立批评家、独立美展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中国的美术活动逐渐商品化、市场化，当中国实验艺术遍地开花似的产生并迅速发展．．．．．．，“保守”艺术家感到了“保守”的越来越艰难。细细分析，今天的“保守”的艰难，还不仅仅在于当今中国美术中的那些问题。真正致“保守”于困境的，是“保守”艺术家内心深处那许多难以化解的情结。它们串连着一个个相互依存又相互逆反的文化悖论，陷“保守”艺术家们于深深的精神和物质困惑之中，令他们无限尴尬，又难以自拔。

　　一、体制与非体制的悖论

　　在中国艺术界，体制与非体制是一对脱离了经济学和政治学含义的词汇，艺术家们大多用它们指说某人某事是“国家的”、“政府的”，还是“私人的”、“个体的”性质。对于许多依然留在体制内的“保守”艺术家来说，体制充满亲切和温馨。不仅因为体制曾给予、今天依然在给予着他们某些保障，而且因为体制给予着他们的“保守”从物质到精神的支撑。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孕育催生出“非体制”概念，中国的企业、商业、甚至中国的科技、教育领域开始出现大量非体制的私人化现象，艺术界因此受到巨大刺激和影响，也走出越来越多的独立艺术家。个体艺术现象发生并迅速成为寻常，独立艺术展出现且很快成了艺术中的时尚。此时的“保守”艺术家们一边依然坚定地怀抱着“保守”，一边开始遥望非体制，对它充满希望。然而现实中，无论是体制还是非体制，“保守”艺术家们却都难于取舍。对非体制，“保守”艺术家们既向往又忧虑。他们向往非体制所给予艺术的自由开放，渴望进入非体制的艺术市场。他们越来越意识到，今天自由竞争的艺术市场是他们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但非体制艺术的过分自由，非体制下艺术市场的商业霸气，又让“保守”艺术家们感到惶恐。这个惶恐，有对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国际化、却也越来越难把握的中国艺术市场的望洋兴叹，也有对非体制“艺术”思想的无节制自由、对非艺术“做”品泛滥的忧虑，更有对非体制下艺术文化性和纯粹性逐渐走失的担心。而对体制，“保守”的艺术家们的感情也十分暧昧和复杂。长期的体制生活，使“保守”艺术家们深刻体会到了体制的计划性、规定性对艺术思想、观念与创作的局囿，他们渴望走出体制，渴望从体制的局囿中解放出来。但“保守”艺术家们又离不开体制。他们需要体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无论体制曾给过他们什么样的福禄与灾祸，这些“保守”艺术家都已经从物质到精神被“体制化”了。他们习惯了体制型的艺术思维与艺术创作，习惯了体制下有主题、有方向、有组织、有计划的艺术活动方式。他们不能抛弃体制所给他们以确认的艺术身份与地位，更离不开体制对他们的保守所给予的支持。在“保守”艺术家的潜意识里，“体制的”就是“国家的”、“正式的”，而“非体制”的则更多有“非正式的”的感觉。今天，五年一届的中国美展这个体制性的国家行为，已经成了“保守”艺术家们坚守中国文化传统和艺术纯粹性的唯一高地。于是，在人人都欣然于体制与非体制融洽并存的今天，这二者却在“保守”的艺术家心里打了一个难以拆解的结。

　　二、主流与非主流的悖论

　　这是一对从体制与非体制的悖论中衍生出来的悖论，同样很具中国特色。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无论谁，都知道艺术中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含义。因为体制的倡导与支持，主流艺术一直是“寓教于乐”的“正统”艺术，有时，它甚至就是政治艺术的代名词。细细想来，以“保守”为己任的“保守”艺术家们要保守的，正是主流艺术所主张和坚持的。艺术宗旨的一致性，使体制中的“保守”艺术家们自然成了主流艺术最自觉的积极响应者、支持者和参与者。客观地说，“保守”的艺术家们之所以一直是中国美术的中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一直是主流艺术创作的中坚。而主流艺术也因之成了“保守”艺术家们坚持“保守”的重要形式与方向。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洪水般涌入中国，非主流艺术在非体制下出生并成长，雨后春笋般的独立艺术展逐渐成了非主流艺术最广泛的展示场地和方式，非体制的艺术市场因之蓬勃兴起，各种时尚的流行艺术开始大量走进市场，而后又大量地从市场流出，流进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国美术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其中，非主流艺术的流行对主流艺术的冲击尤其显著。这一切，使以“保守”为己任的艺术家们陷入了又一个困惑。从“保守”的角度说，体制所力倡的以政治教育与宣传为核心的主流艺术，是“保守”艺术家的“保守”得以坚持的重要阵地和手段。但“保守”艺术家又清醒地看到，在今天的社会中，艺术界或说艺术市场上最活跃的、给人们的生活以影响最大的，并不是体制主持下的政治教育艺术或说体制所期待的主流艺术，而是非体制下盛行的通俗艺术或说是大众欢迎的非主流艺术。于是，本应能按照体制的愿望牵动和引导社会舆论方向，成为社会文化思想主干和核心的主流艺术，今天却遭遇了中心地位不再，热闹不再，辉煌不再、主流的骄傲不再的境况。在信息越来越发达，生活越来越丰富，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越来越独立的今天，政治已经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唯一与全部，教育也以渗透取代灌输。于是，以宣传和教育为目的、政治色彩浓郁的“主流艺术”，成了整个社会艺术中一个小小的有机组成部分。继往的主流艺术曾有的强号召力和影响力、曾能引起的巨大反响今天都已经很难再有。相反，有些曾明确属于非主流的艺术在今天却引起了比主流艺术更大的反响，其所产生的影响力也更广泛。以往的主流在今天的现实中成了非主流。以往不入主流的非主流，今天却无形中在实际上成了社会艺术的主流。批评家们开始探讨“主流”内涵的新界定。由是，在以“保守”为己任的”保守”艺术家们内心深处，主流与非主流搅出了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多元发展的艺术现实在召唤并启示着艺术家们，要求他们从多年形成的“主流”意识习惯里走出来，要求他们抛弃主流与非主流的二元对立思想，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在开放与接纳中保守并创造的融创意识，而这，又谈何容易！

　　三、责任与御用的悖论

　　对于中国艺术家来说，责任感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保守”艺术家们自觉地以“保守”为己任，其内心驱动力就是责任。强烈的责任意识，不仅驱使着“保守”艺术家自觉参与着国家与民族文化和思想衍化的进程，还使他们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纯粹性的“国防主义者”。对我们民族的文化，对艺术，“保守”艺术家们有非常传统的认识。对那些他们认为是优秀的、精髓的、纯粹的东西，他们一往情深。他们认定，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这个民族的艺术理想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这种认定，他们注重艺术在国家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自觉承担着这个使命感下的一切责任与义务。他们因之把艺术的使命与对传统的保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表现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人类文化与艺术越是向现代发展，“保守”艺术家就越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保守所具有的本质意义和历史价值。他们甚至感到以责任为内核的保守是一种荣耀。然而，中国艺术家还世代相传地继承下了另一个古老传统，那就是抵制“御用”。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艺术家对“被御用”一直十分反感。无论是被权力还是被政治御用，艺术家们都会感到愤慨和恶心。他们甚至用“被御用”来指责一些为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创作的作品。改革开放后，中国艺术的多元化发展给艺术的自主表现和发展提供了可能，御用更成了一种被自觉抵制的东西。现实中的权力是一个比较容易分辨的东西，因而，艺术家对权力御用的抵御很容易做到。但现实中的政治却十分复杂。当政治表现为一种社会思想、一种社会意识，尤其是当政治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文化时，它就会渗透在这个国家与民族的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的自觉意识与行动。正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特性，使“保守”艺术家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保守”艺术家们心里，强烈的责任感与不愿被御用的心理扭成了一个结。一方面，责任感刺激着“保守”艺术家们，促使他们去关注政治，关注国家与民族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关注国家与民族的政治命运及其发展，关注国家与民族的政治生活。责任感推他们于政治主题创作激情的颠峰，并在其中坚持保守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精髓。但另一方面，不要被御用的心理又时刻提醒着“保守”艺术家们。他们提防着自己的责任心被政治所利用，提防自己的艺术成了政治御用品。因为历史让他们清醒，一元的政治意识和立场会降低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感，会减弱他们透视历史和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会使他们的艺术成为空白无力的公文。于是，责任与御用的矛盾，关心政治又想逃脱政治御用的思想就常陷这些“保守”艺术家于情感的死海之中。然而，“保守”艺术家对责任的认识是十分朴素的。对责任的深情厚意，使责任就像一个被宠坏了的精灵，永远不安分地在这些“保守”艺术家思虑的深处腾跃着，它缠绕着他们，让他们心甘情愿、忍辱负重地痛苦“保守”着，使他们永远都成不了没有政治责任感、没有人生信仰和目标的“幸福”、“自由”的艺术家。

　　四、霸语与失语的悖论

　　霸语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当一种语言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大众语言依从与效仿的对象时，这种语言的霸主地位就形成了。历史地看，霸语不仅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现象，也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的现象。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文化领域里的一种霸语的出现，都是因为话语者正好处于这个时期的话语中心的结果。在中国，艺术的霸语权很长一段时间都掌握在主流艺术的手中，因为中国特定的历史和政治的力量，支持和扶助了主流艺术霸语地位的形成与发展。而在主流艺术中，持有这个霸语权的，常常是那些政治责任感极强的“保守”艺术家们。为了坚持中国艺术思想与精神的“圣洁性”、保持艺术内涵与外延的“纯粹性”，拥有和保守住这个霸语权是中国主流艺术、也是中国以保守为己任的“保守”艺术家必须的任务。于是，与其说“保守”艺术家们对艺术霸语权的拥有和独占代表了一种欲望，不如说它代表了一种需要。那是一种生命的需要。因为它是从这些“保守”艺术家生命的深处生成的，它包含了“保守”艺术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对中国的文化与艺术、对中国艺术霸语力量与作用的深刻感悟与认识。如果我们细细地去体味，我们会发现，“保守”艺术家们对建立在责任意识上的霸语的能量、作用与意义的认识的深刻性，绝不亚于对体制认识的深刻性。他们认为，主流艺术的霸语意义所包含和表达的，更多的是国家的和民族的意志，它们代表的不仅是一种话语，更代表了一种方向与目的。于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保守”艺术家们的保守，有时就是一种对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霸语权的保守。

　　然而，艺术似乎也逃离不了“风水轮流转”的规律。今天，“保守”艺术家们强烈地感觉到了主流艺术霸语权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轻蔑与挑衅。结构、解构、反逻辑、非理性、颠覆、嘶喊、窒息、平民、流行．．．．．．这些词汇在今天的艺术中泛滥着，漫延着。它们伸展着自己强烈的话语欲望，交错成了今天的中国艺术大语境。对于新时代的艺术来说，这个语境的平等、开放意味着无限生机，但对于主流艺术霸语来说，却似乎被迫进入了一个语词失明和失声的黑夜。霸语失语了。让霸语失语的原因，不是这个黑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令人两耳失聪，而是今天的中国艺术自由自在的璀灿和蓬勃。当代中国艺术尤其是“前卫”的实验艺术创造出了无数个性强烈、色彩鲜艳、音频极高的“新词汇”，它们不仅明亮耀眼、尖锐刺耳，还对把持艺术论坛的霸语发起了激烈的反对和罢免的声浪。这声浪淹没了霸语的声音，让霸语黯然，也淹没了保守的声音，让保守寂然。自由无羁的个性语言对以理想和原则为主干的主流霸语体系的挑战，使霸语所自以为依赖的传统基准点受到冲击。于是，一直以号角的身份前引着中国艺术方向的主流霸语沉入了缄默，呈现出失语状态。而霸语的失语，则使以保守为己任的“保守”艺术家们感到没有了自己所要坚守的阵地。“保守”艺术家们陷入了深深的失落。那是一元话语的霸语理想在多元话语的自由现实中丧失了方向与可能性的失落。他们陷入了一种要固守纯粹的艺术立场又感到孤立无援的深度焦虑之中。这种焦虑的核心不是别的，恰是如何重新确认与定位自身话语角色的问题。

　　五、拯救与自救的悖论

　　这可能是“保守”艺术家们最难脱解的一个逻辑困境。当“保守”艺术家把保守国家民族文化艺术的圣洁与纯粹作为一种责任自觉扛上肩时，他们就已经陷入了这个困境。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种思想的时代，“保守”艺术家的保守几乎是每个艺术家都理解、认同和从事的一种“工作”，但在思想观念多元化的今天，艺术不仅成了自由述说的一种语言、任意表现的一种方式，还成了娱乐大众的一种商品。于是，“保守”艺术家对中国文化艺术圣洁性和纯粹性的保守，就成了一种艰难而孤独的英雄式拯救。这个拯救意义的呈现，使“保守”艺术家成了今天中国文化艺术的“国防战士”和“文化英雄”。文化越是开放，“保守”艺术家艺术保守中的拯救意义就越清晰，这种拯救就越显得重要。尽管追随时尚的艺术家要远远多于坚持保守的“保守”艺术家，但保守的拯救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价值，使“保守”艺术家势单力薄的保守成了当代艺术中一种有献身意味的文化壮举。一些“保守”艺术家因此而有了成就感。现实证明，让“保守”艺术家坚持保守下去的理由、动力和信心，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那是艺术保守对艺术的拯救被历史和社会所需要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使拯救成了“保守”艺术家艺术良知激励下的艺术责任与行动。然而，与此同时，在“保守”艺术家高亢的拯救激情的另一边，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自救心理也在涌起。现实社会中文化艺术的越来越大众化、商品化、产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对“保守”艺术家思想观念的先进性越来越挑剔。而越来越成为艺术价值衡定方式的独立艺术展、自由艺术市场等，对艺术家及其作品价值的“标示”也越来越现实。“保守”艺术家有了一种躲不开的被时代抛弃、被社会冷落的孤独与担心。他们体察到了在自己心里积蓄已经很久了的那个焦虑。那焦虑产生于“保守”艺术家对“落伍”、“危机”、“更新”、“实验”等词汇的被迫正视，产生于他们生命深处的自救呼喊。因此，就在明确自身所肩负的“拯救”责任重量的同时，“保守”艺术家们同时感觉到了压在自己心头的那份“自救”的重量。这样，坚持保守与跟上时代，拯救民族艺术与解救自身艺术困境，就成了纠缠在“保守”艺术家心头的带有悲剧意味的文化悖论。首先，那悲剧在于“保守”艺术家的拯救式保守中那份沉重而复杂的真实感情。那情感中有“以国家和民族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的庄严，有挣扎着坚守自己心底里的某种信念的感觉，有奋力抵御“艺术沦丧”的某种体会，还有升腾不息的一种渴望――一种生命在面临死亡时对“活下去”的强烈渴望。其二，那悲剧在于“保守”艺术家不仅极其敏感于所有来自反保守的批判，而且敏感于所有来自自己灵魂深处保守与革新、拯救与自救的反省、反思和争辩。这个三度交织的敏感也使“保守”艺术家的保守充满了痛苦。于是，在“保守”艺术家心里，保守的拯救与献身、保守的被批判和遭冷遇、保守的激昂和苦闷等结构成了一种美，一种“可圈可点”的悲剧美。它们让“保守”艺术家痛苦而灿烂，有如凤凰涅槃。而对于“保守”艺术家来说，这却是一个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忧虑、困惑和某种期待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