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文，国家一级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北京画院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艺术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荣宝斋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全新《荣宝斋画谱》第140期，由我国著名山水画家杨延文先生绘制，共收录了他不同时期创作的40幅山水及山水人物作品。《荣宝斋画谱》是百年老店荣宝斋自1963年1月开始推出的中国传统绘画的范例摹本。能入主该画谱者皆为成就显赫的画坛名家巨擘，包括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潘天寿、李可染这样成就卓著的大师级人物。杨延文毕业于北京艺术学院，原师从吴冠中、赵域先生学习油画。1978年进入北京画院成为专业画家后，逐渐从油彩转向墨彩，走上了中国画的创作道路。1983年，他的作品《江村疏雨》参加意大利第五届曼恰诺国际美展，荣获金牌，一时曾轰动东西方美术界。前晚，记者对杨延文先生进行了一番深入采访，试图更多地了解他创作中国画的理念和个性化感悟。交谈中，颇为健谈的杨先生嘴中不时冒出网络、平台、电脑、股票等新词汇，让人忘记了他64岁的年龄。与他交谈，让人时时感受到一种新鲜而活力充沛的思想意趣，一如欣赏他的画作，明快、灵动、睿智。

■在中西两种“语汇”中强化表现力

记者：在刚刚落幕的这次图书订货会上，美术类图书中，最新一期的《荣宝斋画谱·山水人物部分》很受人关注。作为记者，我注意到人们最感兴趣的一点是其中的作品充满新意，这一点记者也感受颇深。很多作品笔墨、形式、内容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仿佛给传统的中国画注入了一缕鲜活气息。但这对大多数人终归只是一种感觉，作为我国著名画家和本期画谱的绘制者，能谈谈您的追求吗？

杨延文：你的这种感觉和你听到的反馈正是我有意识追求的结果。如果让我对自己的这种追求做个简洁明了的概括的话，那就是：在中国画与西画两种“语汇”的互融中，创作出本质上属于东方思维、形式和境界的中国画。我的国画作品之所以呈现出一种较新的面貌，得益于我的油画基矗我一进北京艺术学院便到油画系本科学习，调入北京画院后，本应顺理成章地从事专业油画创作，但经过审慎思考，我还是选择了画国画，进了国画组。

记者：学油画可以获得系统的造型训练与色彩感觉，那么，在西画上有了一定的造诣之后，您为什么选择放弃油画而钻研中国画？

杨延文：我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放弃油画，而是改变了工具的性质，改变了用油彩和画布表达东方思维、境界的方式。艺术是相通的，都是追求尽善尽美。油画和中国画的区别，只是通过不同的工具表达人类最深层次的思考，追求的目标是相同的。这好像从南北两坡攀登喜马拉雅山，登到顶峰才是最重要的。

记者：是什么让您有了“改变工具性质”的决心？

杨延文：今天，一个想有成就的画家，不仅要继承传统，同时更要不断创新，包括突破中国画的传统绘画方式。我不愿意从属于别人，我要用自己具有的西画基础和中国的绘画语汇表述东方的境界。我自小对中国诗歌、古典戏剧、文学和历史特别偏爱，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传统的滋养，使我有驾驭中国画的信心。

记者：如果拿中、西画做对比，是不是中国画更能充分地表达东方文化的意境？

杨延文：人们通常认为，油画更加注重造型和色彩的表现，而中国画更注重抒发情感。其实西方的后期绘画也注重抒发。我毅然转向中国画，实际上是要用新的方式来抒发我对时代的理解。我找到了最流畅、最适合表述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方式。

记者：您1983年获得金奖的那幅画就是中西结合的画法，是什么使您这么快就探索到了结合的方式？

杨延文：实际上，我一进入到中国画就在探索中西结合的模式。东西方艺术不是不可逾越的，它们有共性，同是为了表达人间最美好的东西；也有个性，个性与共性不仅存在于东西方文化之间，也存在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自身之间。过分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或过分强调两者的共性都有失偏颇。因此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反映在艺术本身应该是有共性、有个性。我们可以把所有艺术技巧都看作是一致的。哪种文化、哪个技巧更适合表达最终的目标，就是境界的表达，就用哪种创作方式。

记者：将油画的语汇融入到中国绘画中，带给您什么？

杨延文：多年受油画教育，从油画改到中国画，使我比中国画家在绘画中多了一种语汇。就好像现在一个中国人，不仅懂中文，而且懂英文。把东西方两种语汇加在一起，大大加强了我的创造力，丰富了我的表现力。

记者：东西方绘画语汇的融合中，笔墨技巧在其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是否也要有所改变？

杨延文：有人曾这么说，如果得金奖是对我中西结合的初步肯定，那么1987年在美术馆搞个人画展，则是向世人展示：中国画是可以这么画的。当人们争论笔墨等于零的时候，我始终在不动摇地追求自己的风格，依然认为笔墨技巧在中国画里是必须的。

我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对于绘画来说，笔墨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笔墨的运用要不断更新。比如，过去人们想从长江上游到下游去，选择坐船达到目的，但是需要很长时间。现在可以选择飞机、火车，比原来的速度就快多了。

在绘画中，有了新的追求、新的目标，要达到新的意境，就要运用新的手段和新的笔墨。笔墨技巧是达到目标的一种工具，它本身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绘画语言的表达，两者是不可割裂的。

记者：看您的作品，能够感受到一种飘逸灵动的独特美感，这是笔墨技巧的创新带来的结果，还是中西结合带来的结果？

杨延文：中国有一句老话说：一草一木总关情。那么，情在哪里？在动中。静中包含着动，就激活了整个画面。这种结果是中西画法完美结合的产物。如果光有块面，容易板结；光有线条，容易稀疏；用斜线拉动块面，但线条要融合在块面里，块面、线条的结合体现了活力，所以很多朋友讲杨延文的画给人宽舒荡漾之感。在现实生活中，我对宽舒荡漾这种感觉也多有偏爱。

■山水人物可以作为一种新概念提出、追求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以画山水而闻名的。听说在画谱编辑出版后期，您坚持收录近十幅山水人物画，并且第一次将“山水人物”作为一个概念提出来。请您对此作一下阐释。

杨延文：傅抱石、黄宾虹、张大千等大画家到晚年都涉足山水人物这个领域。这几年我也一直在思索这个问题。往往单画人物的以人物为主，景成了陪衬；单画山水，人物在其中也只是一个点缀，我认为这是不完全的。山水人物应该成为一种独立画种，既不是纯山水，也不是纯人物，两者可以完美结合。画谱上的这些山水人物画，与我的山水画形成一个整体。我要告诉人们我不仅是一个山水画家，更是一个带有深层次文化底蕴的、全面发展的画家。

记者：请进一步说明一下您对山水和人物之间关系的理解。

杨延文：山水人物中的人和景是一体的，人是风景中的景，景是风景中的人。实际上人物和景物是完美的组合，这种组合在整体抒发你的感情时更有渗透力。因此，山水人物是我近四五年来追求创新的重要领域。艺术的追求在整体把握和连续性方面是必须保持的，但前提是要不断注入新的理念。在这几年的绘画中，我借助古人、古诗词，抒发现代人的情感。比如我画的《崂山道士》，画上题了“心诚则灵”，使人物同时兼具了现代的感觉。古人有一句话叫“得道成仙”，既然想要成仙，必须先得道，想要得道就要悟道。把这样的理念通过绘画的语言，形象地展现给世人，人们会顺理成章地在描写传统题材的绘画里注入现代人的思考。

大山大水可以营造大气魄，给人一种冲击力，这是共识，但我认为山水人物同样有冲击力。我的画都透析着对现实的思考。我画的陕北窑洞题上“土窑洞、粗布帘、小米饭、说丰年”，虽然画面里没人，但还是表现了有人的气息。通过粗布帘、红对子表述人们的生活感受。

中国绘画经常是以意境捕捉人的心绪，更注意一种抒发性，给观者留下思维的空间。如果一幅画画完了之后，山就是山，水就是水，没有思考的空间，就没有意思了。

我对山水人物画种的追求，既借鉴了前人的思想，也表现了新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艺术的日臻成熟，必然要在绘画更加深入的层次里寻觅新的语汇。这个语汇应该更具有人文基矗要让人们看了之后有联想。

绘画最简单的模式就是按照定式给人一种东西。但是绘画又不是简单的一看了事。绘画的高境界是留给人家什么东西，而且留给的东西是循着创作者的思维走进去，让他追逐你的情结，同时补充你没有想到的情愫，这样才是完整的。创作者给予观者引导，观者给予创作者补充。

因此，观者对画家作品的解读

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画家的画不能被读者解读，找不出蕴含其中的深层内容，一定不是一幅好画，优秀的绘画作品必须是能够演变成一首诗，或者是一篇散文。绘画的延伸性，是要告诉或者引导读者成为绘画中的一分子，使观者成为一个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这样绘画就有生命力了。就像好的音乐，演奏完了，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其实听音乐的人，不一定记得下音符，也不一定会演奏，但是他会跟着音乐的进程，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绘画作品应该在人们看到后，还有深深的思念，画面表现的是说不尽却又道得明的东西。

记者：您认为山水人物画的未来会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杨延文：我认为，山水人物的组合更加符合东方文化境界的抒发。这个绘画品种在将来发展会很快。人们绝对不会满足纯粹的山水，也绝对不愿意看说教式的单纯人物表达，尽管它们各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