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杨卫把时间把握的非常好，谢谢！下面我们自由发言，我们约请的发言到这里。下面我们请皮道坚先生发言！

 

　　皮道坚：我觉得这次讨论非常好，刚才王林说了回顾到此为止。沈语冰说也止不了，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问题谈透。因为我们当代是由艺术过来的，我们90年代的美术批评是由80年代过来的，我们现在的美术批评是由90年代过来的，所以我想回顾要回顾更远一点。

 

　　我觉得关于意义问题的讨论，是90年代批评界的一件大事，可以进入中国美术批评史。关于90年代意义问题的讨论在80年代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是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关于反映论模式的一种讨论。为什么要连起来呢？我想90年代这场讨论，实际上它是标志着反映论模式最后的终结。实际上90年代中期对于意义的讨论应该说是对批评本身的一次刷新，对于意义的讨论标志着一些年轻的批评家，他们对当代艺术领域中反映论模式批评最终的消解，我认为这个是它的意义，这个也带来了其他的问题。

 

　　刚才沈语冰的分析有三类意见，但是在这三类意见里面，我倾向于沈语冰他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邱志杰在当时提出来那样一些观点，里面有他非常深刻的地方。

 

　　首先，90年代关于意义问题的讨论，我们主要的是反对阐释学意义上的这样一种意义批评。邱志杰当时提出来他的理论，虽然他是多重身份。他既是艺术实践家，而且我认为他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同时也进行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写作。我想，邱志杰当时提出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说他让我们重新反思艺术和生活的关系，我记得当时邱志杰他首先指出是这样的，他认为艺术不能让我们竭尽生命，艺术只是让一切更好玩。他看起来具体的艺术、具体的思考、具体的理论，他说艺术只是前思考，是思考的准备。艺术拒绝成为一种思想，并不帮我们进入某种角度，而是帮我们从任何一种角度中退身出来，他当时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观点实际上在当时，在当代艺术的新语境，和80年代不一样，再也不是什么绘画、雕塑、架上这样一些东西出现，出现了影像主义、出现了新的媒体，在这样一个新媒体出现的情况下，肯定就带来了艺术反购的新方式和艺术解读、艺术批评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