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在学术的圈子当中进行一定的讨论。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首先约了易英先生的一篇文章，就这个问题写点东西。易英后来就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江苏画刊94年底，他的命题叫《力求明确的意义》，含义是直截了当的。而且内容上看也是从正面肯定的。

　　接下来一期我发了一篇邱志杰的文章，当时并不是一定要做一个对立面，邱志杰的文章是原先就有的，只不过关于易英的文章我告诉了邱志杰，我提到易英的观点。当然邱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当时他的文章题目叫《批判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批判》。在下两期的《江苏画刊》他又发表了一篇也是针对这个问题，不完全针对易英这篇文章，但是观点上确实形成了一种比较明显的对比状态。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一方面从编辑的角度，这是一个能够吸引大家的话题，应该把它做下去；另外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当代艺术、当代批评舆论需要这样的东西。当时我还抱着一种比较天真的想法，我觉得对这样的问题讨论可能会使得认识清楚一些，这样使得批评起码能够有一个问题有相对一致的倾向或者是看法。所以接下来我就逐步约了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先生，像王南溟、沈语冰、杨卫、高岭等，他们都写过相关的文章。把各种各样的点展开了，主要还是围绕在当代艺术当中，是否要明确意义的问题。这里就牵扯到很多的学术上的依据，包括像沈语冰先生当时写的是强调言语。还有王林先生当时写的题目叫做《本体论的总结》等等。

 

　　这样在事实上就形成了一种讨论的气氛和氛围，主要是在《江苏画刊》进行。后来的讨论也延续到了其他的刊物上去，还有两个杂志也发了类似的文章。前后延续的时间大概在一年半，大概在95年年底之前差不多结束。本来我还是想把讨论进一步的最后把它结集出版，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把想法付诸实施。

 

　　今天回过头来看，正像王林先生所说的那样，因为历史当时我们置身其中，可能有的时候乐得其所，有的时候感觉到很艰辛。回过头来看看它的价值是否有呢？相对来说比较清楚。事后我对这个问题也考虑一下，我觉得是这样的。

 

　　首先，回顾我们90年代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理论建设，我觉得真正能值得我们回过头来再去把它作为我们从事职业的人能够值得一提的事情，其实并不太多。也就是说，我说的用一种传统的话来说，就是在本体这个角度进行建设的事情，其实做的并不多。这一次讨论，我觉得跟艺术理论的本体建设还是有一定关联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当时90年代，国内关于美术理论问题的讨论，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大概有那么几次，我所能想起来的。这个意义问题的讨论是一次，后来我记得在《画廊》杂志在1995、96年左右也进行过一次讨论，是关于“中国当代艺术如何获取国际身份”这个角度讨论的，题目大概是这样的。当然那个讨论因为也是跟中国开放的形势有关系，我觉得讨论也很重要，但从理论本体建设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更多的是带有操作层面的意义。

 

　　除这两次讨论外，还有一次没有成功的讨论，我觉得有必要提一下。这也是当年王林先生试图在江苏画刊做过的一次努力。大概是在90年代末期，事情是这样的，当年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当代艺术创新抑或撞骗》，发表了法国毕加索美术馆馆长让克莱尔写了一篇文章叫《一个世界的终结》，吴玛利的《当代艺术台湾的困境》，还有金观涛的一篇文章叫《当代艺术的危机公共性丧失》等几篇文章。这个起源于传说在法国有这样一场关于当代艺术的大的讨论。香港把它介绍过来。王林先生希望把这个介绍结合我们中国“八五”艺术一直到当代艺术这样的状态，也进行一次反省和讨论。王林先生就写了一篇《反省当代艺术》发表在《江苏画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