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你作为批评家从什么角度，凭什么根据来谈论中国当代艺术呢？这个问题实际上背后是一个自我反省，我觉得是批评家谈论当代艺术现象和评价艺术作品的时候，对自身的理论根据进行一种自我反省。我觉得批评的出发点不仅仅是艺术的事实，某种意义上是凭借的理论的根据，是理论的系统和自己对于理论系统的论证。

 

　　第三个问题是，批评家与展览、策划的关系如何，展览策划是否需要批评艺术，如何实现批评艺术。这个问题实际上提出这么一个想法，因为90年代以来，实际上很多批评家成为策展人，策展人和批评家这两个词语，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两个角色。那么，批评家和策展人这两个角色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在90年代以来，如果我们回顾，我们看到众多这样的展览。那么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的批评意识呢？

 

　　所以，展览不仅仅是艺术作品的展示，它需要批评的参与。那么批评参与的核心就是批评意识在展览中的体现，在何香凝美术馆关于媒体策展人研讨会上，也是黄专主持的。也谈论到了批评家是否需要从展览当中退出。就是说把批评艺术从展览中退出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对批评的一种挑战，我们展开对这些问题讨论，大家发言。我想对当代艺术，对我们当代艺术批评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暂时拟定了这么几个题目，但是今天的讨论我们也商量了，是我们批评家的一次聚会。尽管以后我们可能每年都有这样的聚会，那么我们希望这次会议是比较宽松，大家自由发言。要把会议的讨论应该整理出来做文献，批评家文集已经印出来了。

 

　　我们上午的会议是这样的，我们就先邀请顾丞峰先生，整个关于艺术的策划讨论整个主持、策划和负责，我们先请他谈谈。

 

　　杨卫：我们的东家来了，北京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孟海东先生来了。

 

　　顾丞峰：受王林先生的委托，我谈一下当年关于艺术意义讨论的情况。实际上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回忆。所以在早上吃饭的时候，我还跟大家说，这是在回忆历史，虽然过去十几年发生的事情时间不是很长。但今天看还有这个必要，说明批评界认为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再讨论的必要，这也就是说，我们当年的讨论是有针对性的或者是有价值的。

 

　　对那次关于艺术意义讨论的情况，我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可能在座的并不是每一位与会者，甚至并不是每一位批评家都熟悉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994年到95年，大概前后有一年半不到的时间里。当时我在《江苏书画刊》做编辑，我在这之前很早我就感觉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中国对当代艺术，从80年代进入到90年代以后，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我觉得带来最多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变化和对作品形式存在认识的变化。在我的记忆当中，中国当代艺术当中，装置这种方式从90年代开始以后才进入到我们的日常创作中，进入到我们的批评视野中来。随着新的方式的出现，大量的作品开始出现就有一个解读的问题和理解的问题。这个理解的问题，成为我们很多人绕不过去的，作为批评家，我们批评主要是一种对事后的阐述和阐释。我们这种阐释是依据一定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想回避也回避不掉，尽管这个问题可能直到现在大家的看法不一定相同，但是在那时问题出来了。

 

　　而且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并不像在“八五”时期政治阵营那么明确，你是传统的，他是前卫的。在90年代以后，这个问题变的模糊起来，艺术形式本身需要我们自身进行一定的理解和解读。对作品的判断的标准发生了变化，在很多作品当中，我们很难用传统的意义解读方式，能够解读出我们所需要的答案。